只有把资本主义社会推演为一种必然性的那一方式——辩证的方法——也在实际中超越了资本主义社会，它的意义才能在无产阶级中得以实现。通过提及席勒的美学书信，以及这些书信所提出的有关处于日益非人的(异化的)现实中的完整的、未异化的人的问题，卢卡奇试图指出，古典时代的资产阶级思想所涉及的也是人的重建问题。但是，他同时证明(继青年马克思的批判之后)这里的“真正的人”总是仅仅表现为抽象的(纯粹精神的或者艺术的、与社会隔绝而仅仅在思想上与之相联系的)人。资产阶级思想所竭力探索的那些问题，即认识现实整体的统一性(把这种统一性看作一种本原行动的产物，主客体的分裂正是源于这种本原行动，而主客体也可以归结为这种本原行动的要素)和人的人化，其实是相同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恰恰着手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卢卡奇承认，古典的资产阶级思想(对后来成为“辩护”性质的资产阶级思想，他是不会得出同样的断言的)关心真正的(当然无力解决的)问题，它是人道主义的思想。批判家们通常把马克思主义所能解释的资产阶级意识的局限与这种意识在道德上的败坏相混淆，把必然表现为唯心主义的解决尝试与有意识地针对唯物主义(它被以一种非辩证的、非历史的方式装扮为永远具有革命性的理论)的“斗争宣言”相混淆。
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克服并不是通过一种(费尔巴哈意义上的)唯物主义批判来实现的，而是通过揭示无产阶级就是历史的实在的主客体、就是其行动构成历史的“我们”得以可能的。①因此，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相对于资产阶级的优越性并不在于它拥有一种特别“科学的”社会研究方法，而是在于只有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出发，社会整体才能被认识，从而同时得到变革。无产阶级能够把现实的物化形式(对资产阶级思想来说，这些僵化的形式看起来是不可取消的，或者至多是观念性的，因而只能在表面上被取消)看作人与人之间的过程，并且能够把发展的固有意义积极地提升为意识，而在为资产阶级思想所认识的对抗中，这种意义仅仅消极地出现于此在中。②但是，自我意识已然觉醒的无产阶级处于(对资本主义社会来说是整个现实特有的结构要素的)商品的自我意识中，它是对自身之为商品的扬弃；(与自我意识相同一的)人性的实现推动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直接朝向行动。当无产阶级把自身构建成具有自我意识的阶级时，它同时也变革了现实总体。在此，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在原则上有别于它在自然科学中、在资产阶级古典哲学中的情形。它达到了这二者现实的、有效的统一。在资产阶级哲学和科学中保持静观的意识，在这里成为一条积极的、实践的原则。因此在卢卡奇那里，具有自我意识的无产阶级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康德的“本源知性”的实现，表现为一种不仅赋予对象以形式、而且赋予它们以此在的意识的实现。然而，它却不能在绝对的“创造行为”的意义上来理解。无产阶级只能“唤来由历史辩证法所决定的物”①。但是，因为他的意识“并不是关于与他相对的物的意识，而是关于这个物的自我意识，所以，意识形成活动变革了他的对象的物的形式”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