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恩格斯与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强调，随着生产力的扩张趋势得到解放，人类也会同时得到解放，因为在随之发生的无产阶级革命之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冲突将不再成为可能，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也会得到克服。自由也将在这一背景下(并不仅仅相对比人类低级的自然)被称为“关于必然性的洞见”,于是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区别也仅仅在于：分散地、杂乱地进行生产的资本家被隐藏在背后的生产力的发展趋势所统治着，这导致了危机四伏的种种冲突；而社会主义社会则基于对这种生产发展趋势(或者“规律”——如马克思所写的)的认识集中进行规划，从而有意识地避免了随之而来的一切冲突。在当今的苏联马克思主义中，关于这种发展规律的“客观主义的”阐释与“主观主义的”阐释处于对峙状态，这是原来的联合破裂之后的必然结果，这个结果也一再地表现在基本路线的种种不同“倾向”上。于是，这种客观主义阐释便在经常性的对右倾和“左”倾的防御中形成了，借此，具有更高的辩证统一性的幌子出现了。然而在事实上，我们只能发现一种折衷主义的调和，它顾及各个方面的现实需要。②马克思认为，对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的“理性调节”,仅仅是现实的自由王国的基础。只有“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①。我们不能把这句话理解为：马克思似乎只想在这里赋予“休闲活动”以自由的、人性的特征；毋宁说，他相信，为了成为真正的“自我确证”,成为人类本质的自由表达，在劳动能够不再成其为劳动之前，也就是说，不再成其为一种被感知为负累痛苦的活动之前，今天的社会必要劳动必须首先受到大规模的限制。当需要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意义进行强调时，解放生产力与人们摆脱当今的苏联意识形态而获得真正的解放这二者之间的那一决定性区别，就完全被缄默不提了。生产资料的社会化——这对马克思来说尤其是实现解放的实际的、必然的前提——被变成了目标本身。
b)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区别——我们已然在“哲学的扬弃”的形式中看到了这一点——同样清晰地表现在他们的自然观上。对青年马克思来说，人类以外的自然是一个在哲学和实践上(对政治实践来说)都微不足道的领域。如果社会历史世界可以被理解为真正的整体，那么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自然与人的关系则仅仅构成了这个整体的一个方面；脱离这种联系而进行的孤立考察就等于是意识形态的观点，而且必将是错误的。对马克思以及黑格尔来说，真的东西总是整体性的东西。因此，譬如马克思也通过提及历史而驳斥了关于人的形成活动的问题。因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②。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 “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我们在这里不谈……”①自然只有与人类相关的历史，而人类也只有与自然相关的历史。自然朝向人的生成并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基质的发展过程，而是通过人的劳动所实现的自然与人自身的自然的人化过程。因此，在马克思那里，自然在人类历史中被扬弃，正是在人类历史中才产生了“为了人类”的自然。与此相反，在恩格斯那里，自然与历史的区别借助于一种辩证阐释的进化理论而被消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