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做的考察是一种尝试。它应当粗略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如何在“扬弃”黑格尔哲学(在无产阶级具有自我意识的行动中)的发展过程中，转变成与无产阶级相对立的物化世界观的。但是，这种转变本身不应该被视为个别思想家的“过错”,而应该从历史条件出发进行理解——如果不把它阐释为某种厄运的话。
用青年马克思来反对我们时代的僵化的马克思主义，被苏联意识形态的辩护士们严厉地批判为资产阶级故弄玄虚的典型手法。①如果只是从成熟著作与青年构想之间的纯粹对立得出一个判定，那么这不仅在事实上站不住脚，而且也是毫无裨益的。但是就马克思来说，理解其整个国民经济学和政治学著作的钥匙就在于他的早期哲学著作，只有从这里出发，后来的那些著作才能作为整体而被人们正确地认识。①
然而，当马克思著作这种统一的出发点以及写作背景逐渐为人们淡忘时，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却在他的《反杜林论》和其他一些著作中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借助于辩证法而被改造成世界观的“科学”,取代了在无产阶级的具有自我意识的行动中被扬弃的哲学。不过，这种情况并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恰恰在直接的、对革命社会主义的幸福预期被证明为一种自欺欺人的情况下，在革命处于停滞状态、已然被预言为腐朽衰亡的资本主义重新蓬勃发展的时候发生的。②此时，马克思最初所关注的核心思想被美化为宗教中的“终极目标”,而他的主要成就则转移到他所揭示的资产阶级一资本主义社会自身所完成的 “具有自然规律必然性”的自我毁灭。
在现存的资产阶级社会秩序内部，无产阶级组织一时取代了集体的、具有自我意识的无产阶级行动。但是，组织上的统一应该在世界观上得到保证与加强。在文化上习惯于小资产阶级国家环境的无产阶级，也必须在意识形态上与他所处的环境区别开来。因此，试图防止在世界观上受到过多的外来影响，也是恩格斯的哲学代表作《反杜林论》的一大动机。人们能够把恩格斯宣传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看作当时普遍存在的庸俗唯物主义一元论的构想的细化。被视为普遍的运动理论的辩证法，其个别特性被用来通俗易懂地阐释自然；而且，同样适用于自然(正如适用于历史那样)的辩证法被视为历史唯物主义正确性的明证。于是，恩格斯(以及继他之后的列宁及其追随者)试图援用自然科学的威望来支持马克思学说的声誉。对全能的自然科学的信念被灌输到了马克思的经济学和社会科学中。尽管马克思想在无产阶级具有自我意识的历史行动中按照哲学一词的辩证意义具体地“扬弃”哲学，但是现在，在时代的风潮之下，哲学却被所谓的“科学”排挤掉了。①自我意识与事实的相互渗透问题被解决了。一边出现了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另一边则出现了与之相对的无产阶级“科学世界观”。然而，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意识被物化、异化为世界观的形态，这仅仅反映了组织的严明秩序以及权威的领导等级制的发展。这种秩序的每一次巩固加强，也必定导致意识形态的凝固僵化，但反过来讲，在更广大的党内民主制中，统一的世界观轮廓就会变得模糊不清、难以辨识，而无产阶级的历史文化差异性就会表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