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随着劳动者与其活动——它成为维持动物性存在的纯粹手段——的异化，人与他自身的“类本质”、他的人性也发生了异化。这意味着，他失去了与人类社会(或者说，与他的社会)的内在联系，他再也不能作为人而与其他人相联系了。这一点尤为明显地表现在例如男人与女人的统治关系上，人们是可以觉察到这种关系的 “别人作为人在何种程度上对他来说成为需要，他作为个人的存在在何种程度上同时又是社会存在物”①。社会存在与个人存在的这种一致性始终是马克思所关心的理想目标。随着这个目标的实现，作为人性之全面发展的完满自由也将实现。关于通过非异化劳动来实现人性的最精当的表述，可以在《摘录笔记》中一个不太为人所知的地方找到，因此，我想把它从头到尾完整地援引下来：
假定我们作为人(也就是说，不是作为孤立的、与承载我们的社会相脱离的个人)进行生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生产过程中就双重地肯定了自己和另一个人：
(1)我在我的生产中使我的个性和我的个性的特点对象化，因此我既在活动时享受了个人的生命表现，又在对产品的直观中由于认识到我的个性是对象性的、可以感性地直观的因而是毫无疑问的权力而感受到个人的乐趣。(2)在你享受或使用我的产品时，我直接享受到的是：既意识到我的劳动满足了人的需要，从而使人的本质对象化，又创造了与另一个人的本质的需要相符合的物品。(3)对你来说，我是你与类之间的中介，你自己认识到和感觉到我是你自己本质的补充，是你自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而我认识到我自己被你的思想和你的爱(!)所证实。(4)在我个人的生命表现中，我直接创造了你的生命表现，因而在我个人的活动中，我直接证实和实现了我的真正的本质，即我的人的本质，我的社会的本质。我们的产品都是反映我们本质的镜子。①
(2) “全面的人”的自由和作为闲情逸致的自由
在青年时期的著作中，马克思偶尔也把未来社会未被异化的、自由的人称为“全面的人”。这种“全面的人”将不再“劳动”(就迄今为止的劳动意义而言),他将进行“生产”,以此来“确证”他的“生活”。虽然他会以全面的、普遍的方式来进行生产，但却不再“从属”于劳动分工。 “原来，当分工一出现之后，任何人都有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②这一表述的根本思想在于，在真正自由的社会中，任何人都不会被终身固定在一种片面的生产方式上，而是时刻都能够“随自己的兴趣”选择某种“生活表现”。这种个人的任意如何能够与普遍生产的社会调控共同存在，关于这一点，我们必须要做比我们所发现的有关它的明确表述更为深入的阐述。马克思的思路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未来的人在其意志上与其他所有人是如此一致，以至于共同利益与特殊利益之间的冲突是不可思议的。与之相反，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中，“各个人所追求的仅仅是自己的特殊的、对他们来说是同他们的共同利益不相符合的利益，所以他们认为，这种共同利益( ‘共同性的虚幻形式’,例如国家)是‘异己的’和‘不依赖’于他们的”①。
从根本上讲，马克思之所以在所有这些阐述中频频想到艺术家的范例，是因为第二个详细地提到扬弃分工的地方，恰恰涉及艺术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