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实践认识及其对英国政治生活的多年了解，使得其晚年著作特别是给德国同志(如奥古斯特·倍倍尔和爱德华·伯恩施坦)的书信——与早期著作相比——表现出了对民主主义机构更多的理解。在1886年1月20/23日致倍倍尔的信中，他写道： “你不应错过机会去亲眼看看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在德国的环境中生活，对任何一个人，即使是最优秀的人，都有一种精神压抑，弄得他的眼界很狭窄，这一点我是有亲身体会的，应该至少有时到国外跑一跑。”①1887年8月13日，恩格斯谈到英国时说 “这里的空气是资本主义社会所能达到的最大限度自由的空气”②。同时，恩格斯提醒倍倍尔，要赋予“社会主义科学”以必不可少的自由，否则，它就“不能存在”③。毕竟，下面的提示听起来更具现实性，“一个大党的纪律无论如何不可能像一个小宗派那样严厉……”如果党的领导妨碍《前进报》编辑部进行自由的讨论，那么“在国外这里给人造成何等奇怪的印象”。因为，在英国， “毫不客气地向党的最老的领导人追究党内责任(例如伦道夫·丘吉尔勋爵向托利党政府追究责任),已是司空见惯的事”④。最后，恩格斯提到，地方的或地区的自治可能是未来宪法的本质特征 “美国和法兰西第一共和国……而现在又有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英国的其他殖民地”向我们证明，应当怎样“安排自治”⑤。这些表述证明，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形式”,恩格斯的设想与马克思相比多多少少有些不同，而马克思仅仅把1871年的“巴黎公社”宪法视为典范。虽然对马克思来说，消除官僚主义和常备军显然也是未来宪法的重要组成，但他并不持有关于地方和地区广泛自治的观点，尤其是，他似乎在资产阶级国家的民主实施机构中没有看到什么“可以吸收继承的东西”。
(二)人从(异化)劳动中解放出来
(1)作为异化的不自由
对晚年马克思来说，目前我所阐发的只是现代社会中的一种广泛现象——异化——的特殊形式。在政治“异化”中，对具体的、感性的、现实的人(资产者)而言，国家是一种彼岸的、限制性的本质，他试图对这一本质尽可能地敬而远之。相反，与国家完全一致的公民，就像这个国家——它使整个社会物质生活外在于自身——本身一样是“抽象”的本质。这样划分市民社会和国家、资产者和公民的世界，是封建社会瓦解的必然产物。它与封建社会相比既是一种进步(因为它把社会的物质力量从所有的政治枷锁中解放了出来),又是一种退步(因为它使人们在内心深处挣扎，纠缠于道德的、唯灵论的公民的诸多要求以及自私自利的、物质主义的资产者的诸多愿望之间)。由于这两个方面处于必然的相互联系中，而它们的对立又推动了运动的进展，因此，发展是“辩证的”。
最初联合在一起的共同体，它的退避、崩溃同样也是意识到它的功能联系的可能条件。 “异化”这个概念源于黑格尔。①黑格尔用它揭示了形形色色的现象联系，并且最终也把它作为整个体系结构的基础。黑格尔左派尤其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不再像黑格尔那样把这个黑格尔式范畴应用于绝对精神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是主要应用于人和宗教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宗教——尤其是对神的信仰——是人与他自己所创造的本质的异化，也就是说，人在彼岸的、天国的本质的形态中，把自己所创造的本质尊崇为某种异己的东西(上帝)。正是在这里，马克思续上了自己的观点。“宗教是还没有获得自身或已经再度丧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但是，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产生了宗教，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因为它们就是颠倒的世界。”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