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数量的上升，无产者的力量不断增长；由于贫困，无产者革命联合的必要性不断提高。①不过除此之外，与统治阶级相比，他们不再(像资产阶级相对于贵族那样)实现一种特殊的“阶级利益”,而是直接实现人类的普遍权利。尽管以往的革命阶级都不得不把他们的特殊利益描述为普遍利益(起初是出于好意),以便争取其他非统治阶级的拥护追随，但是无产者却恰恰相反，如果他们把自己的利益与全社会的普遍利益相等同，那么他们从一开始就握有客观的依据。共同体的现实利益取代了(迄今为止必然一再出现的)“虚幻的共同体利益”。仅仅改变劳动的分工对无产者来说是无济于事的，因为所有的劳动都是不折不扣地由他们完成的。毋宁说，他们必须“消灭他们迄今面临的生存条件，消灭这个同时也是整个迄今为止的社会的生存条件，即消灭(作为雇佣劳动的——作者注)劳动。”②因此，无产阶级之所以注定要实现人类的解放，并不是因为它具有特殊的道德属性①,而是因为它的历史存在所具有的客观条件(正如马克思所认识到的)。起初，无产阶级就像资产阶级一样，由于单个工人之间的竞争而被分解为不同的利己主义的个人，但是贫困以及对联合所具有的益处的洞察，再加上在现代化大工厂中的实际合作，克服了这种利己主义。看来马克思相信，对联合具有益处的洞见以及技术上的合作经验，能够使无产阶级克服由经济所决定的、直接的个人利益的立场。这样联合起来的无产者所进行的第一次共同行动，就是革命。在革命中，通过取消私有制的限制，进而克服利己主义竞争思想的根源，无产者才真正创造了“使他们联合起来的条件”。作为第一次自觉的集体行动，革命同时也意味着对盲目的命运的克服，因为它第一次自觉地设定了以往革命仅仅无意识地欲想的、尚未认识的目标——改变社会的社会经济基础。这是第一场以“科学预见”为基础而实现的革命。与此同时，革命还具有一种教育功能。它“净化”了参加革命的个人，特别是除去了他们身上残留的过去的污迹，从而使他们能够建设一个全新的社会：“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成为社会的新基础。”②因此，革命实现了双重的解放：首先，它把社会从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的枷锁中解放了出来；其次，它把革命者从其抽象的个人主义心态中解放了出来。
在尚未出现与共同体相关的社会经济条件的情况下，革命似乎是第一次全新的共同体行为。马克思更为谨慎地谈到，对此不可或缺的“人的巨大改变……”在革命的进程中得到实现，从而掩盖了这样一个非物质主义的前提，即在变革过程之初存在着不由社会经济基础所决定的意志决断。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 “旧的”人如何能够建立一个“新的”(并且更好的)社会这个问题是这样加以解决的，(集体的)革命行动可以同时实现这样两个方面：(社会)环境的改变以及改变环境的个人的“自我改变”: “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驾于社会之上。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变革的实践。”①我们将认识到，列宁主义及其政党构想——它为了党而强加给职业革命家以相对于其余工人阶级的“崇高性”——可以准确地缘起于马克思在这里所批判的(机械)唯物主义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