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社会是由孤立的“个人”组成的——这种孤立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这些人摆脱以历史和世界市场的波动等形式出现的命运，就只能发生在不可理解的彼岸世界中了。但是，通过消灭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基础，国际革命无产者为所有人“联合”成为团结一致的集体主体创造了“条件”。从此以后，集体主体就有计划、有意识地为每个人的生活塑造前提条件。①通过参加这一集体主体，每个人不仅像公民一样自由地面对自己的国家，而且也自由地面对一直以来都伴随盲目的必然性而运动流逝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我们一起有意识地生产每个个人存在的前提条件，就像卢梭的公民与其他公民一起创造他的政治存在的前提条件一样。在此，卢梭的民主主义构想从政治上的抽象存在转变为人的社会的、具体的存在。仅仅在政治上具有能动性的公民被从事物质生产的社会化的人所取代。现在，个人不再把他的存在归结于盲目的命运，而是归结于他自身，因为他是进行普遍规划的普遍主体的一部分。如此看来 “自由”并不在于“享有偶然性”,而是恰恰在于通过合理的、计划周详的行动克服偶然性。
早在青年马克思那里，无产阶级就被视为这种未来的解放行动的主体。在他看来，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完成这样一场彻底的革命，因为唯有它在自己的存在中遭到了最为彻底的剥夺。马克思直接从(理论上构想的)无产阶级在以往社会中所具有的地位和作用出发推演出了它在未来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
进一步讲，这些推演并不是经验地从无产阶级的现有状况出发而实现的。对马克思来说，无产阶级是“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一个由于自己遭受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这个领域不要求享有任何特殊的权利，因为威胁着这个领域的不是特殊的不公正，而是普遍的不公正，它不能再求助于历史的权利，而只能求助于人的权利，它不是同德国国家制度的后果处于片面的对立，而是同这种制度的前提处于全面的对立，最后……(无产阶级是)一个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从而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总之……这样一个领域，它表明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自己本身。”①《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极为相似的表述：“它必须承担社会的一切重负，而不能享受社会的福利，它被排斥于社会之外，因而不得不同其他一切阶级发生最激烈的对立；这种阶级构成了全体社会成员中的大多数，从这个阶级中产生出必须实行彻底革命的意识，即共产主义的意识……”②
马克思试图在他的经济分析中证明：首先，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地生产出越来越多的无产者(也就是他们自己的“掘墓人”);其次，这些无产者陷入日益广大的(相对的)物质与精神的贫困之中(相对贫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