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德维希·兰德格雷贝说明了马克思所构想的这种解放是如何成为超越西方哲学及其传统的一种更为深入的发展,因而同时也是对这种哲学及其传统的“扬弃”的。从希腊人开始,人类就试图把“人的存在与植根于绝对者、在认识中得到阐发的存在秩序联系起来,这种联系同时也包含着人的自由的实现,包含着人通过哲学知识而获得解放”①。人通过在哲学思考中回溯到他以获得其规定性存在的基础,从而同时也把自己从直接存在的盲目厄运中解放了出来。黑格尔也屹立在这一西方传统中,着手把存在这个根本的历史概念和人同创造存在的历史调和起来 “被理解的”、被认可为一种合理性的命运丧失了它异己的、胁迫的特征,因此进行哲学思考的人就摆脱了命运,获得了“自由”。在马克思看来,这种纯粹的哲学解放(在黑格尔左派那里,哲学解放尤其采取了一种抽象的形态)完全是虚幻不实的。在理解的接受(与占有)中,哲学拥有了一种完美的、合理的秩序,理性的人能够在其中拥有绝对的自由、能够与自身完全同一;而在马克思看来,这只有通过联合起来的人类的实践才能创造出来。真正获得解放的人“才是把自己理解为创造者、理解为自己的存在基础的人”②。但是,人类摆脱命运的束缚似乎只是一种可能性,因为迄今为止以历史之名统治个人的东西,归根结底也是个人的(杂乱无章的)作用和相互作用的产物。历史总是为人类所创造的,但是,只要人类没有联合起来进行共同的、自觉的行动,历史就会凌驾于人类之上而难以应对。 “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
且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作是前人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因此,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这就是为这种联合创造各种物质条件,把现存的条件变成联合的条件。共产主义所造成的存在状况,正是这样一种现实基础,它使一切不依赖于个人而存在的状况不可能发生,因为这种存在状况只不过是各个人之间迄今为止的交往的产物。”①
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命运的这种掌控(这种掌控使人类成为“自因”)通过把历史发展的基础归结为社会的社会经济结构而成为可能。马克思认为,他已然认识到了社会发展的规律,而通过对这种规律性的“科学的洞察”,他相信——与基于自然科学来统治自然完全类似——人类也能够实现对命运的掌控。人类已经意识到与自己的存在密切相关的种种社会经济条件,它能够依据理性自由地、合理地改造这些条件。 “各个人的全面的依存关系、他们的这种自然形成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最初形式,由于这种共产主义革命而转化为对下述力量的控制和自觉的驾驭,这些力量本来是由人们的相互作用产生的,但是迄今为止对他们来说都作为完全异己的力量威慑和驾驭着他们。”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