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与此同时，这部手稿也进一步维护了下面的观点：在未来的无阶级社会中，一切劳动都会失去其令人生厌(“令人厌恶”)的特征，以便在本质上接近于艺术家的创造成就。马克思认为，亚当·斯密“是对的，在奴隶劳动、徭役劳动、雇佣劳动这样一些劳动的历史形式下，劳动始终是令人厌恶的事情，始终表现为外在的强制劳动，而与此相反，不劳动却是‘自由和幸福’”③。不过，斯密没有料到，“一个人‘在通常的健康、体力、精神、技能、技巧的状况下’,也有从事一份正常的劳动……的需要”。他决不想永远地无所事事下去。斯密更没有认识到，在没有异化的世界中，劳动被视为人们所设定的目标的自觉实现，因而也是他的自由的实现。但是马克思认为，劳动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能获得这种新的性质：“(1)劳动具有社会性；(2)这种劳动具有科学性，同时又是一般的劳动，这种劳动不是作为用一定方式刻板训练出来的自然力的人的紧张活动，而是作为一个主体的人的紧张活动，这个主体不是以单纯自然的，自然形成的形式出现在生产过程中，而是作为支配一切自然力的活动出现在生产过程中。”①马克思再次把这种劳动同艺术家(此处是作曲家)的活动进行了对照。虽然艺术家的活动决不像傅立叶所理解的那样是一种“纯粹的消遣”,而是“非常严肃、极其紧张的事情”,但它也应当被理解为一种自由的生命表现，而不是强制。
所以，马克思认为，劳动日的缩短以及通过社会主义而成为可能的“对人与自然之间物质交换的理性调控”,改变了劳动者的本质。虽然只有超越了必要劳动(在自由时间中)才能开启他们真正的“自由”,但这种自由本身会随着工人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而不断扩大，与此同时，劳动也会日益失去其令人厌恶的特征。为人们所要求的活动变得越来越“人性化”,越来越有意识，并且日益具有纯粹地领导与控制自然力的特征②。因此，虽然它依旧“非常严肃”,但却能够被人们基于其内在需要而圆满地完成。所以，人们完全能够把《资本论》中乍一看感觉不很激进的语句同青年马克思的表述协调起来。在那里，缩短劳动日只是整个问题的一个孤立方面。虽然必然王国不能被“取消”,而我们也不可能马上“投入它的怀抱”,但是它的界限会不断地后撤收缩，以至于所有人的生存重点无一例外地日益转向“自主的”、科学的、 “艺术的”活动以及其他形式的活动。
(三)从盲目的命运的力量中(从历史和不可掌控的经济过程中)解放出来
人依赖于历史的力量，这种力量似乎作为一种宿命笼罩在人的上方。马克思主义的最高要求在于：它许诺要把人类从这种依赖性中解放出来，它可以扬弃这种“盲目的、异己的”命运，从而使人类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