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世界上从来没有过自由一词的精当定义，而恰恰在此刻，美国人民迫切需要这一定义。我们都宣称崇尚自由，然而，尽管我们使用的是同一个词语，但我们所借以表达的意思却不尽相同。
——亚伯拉罕·林肯
今天 “自由”一词并不是西方世界的特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追随者也时常提起它。为了澄清立场，理解正直的共产党人的善良用意以及蛊惑人心者的虚伪狡诈，认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自由观是非常必要的。甚至共产主义世界中也存在着阐释这一概念的需求。①
如果说，我们时代的思想论争是自由与不自由之间的论争。这样的一种意识同时也要求我们对自身的自由观有更加清晰的把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那些构想绝不是源于彼岸世界的，毋宁说，它们无一例外地源于对那些形成于欧洲古典国家市民社会中的思维进程的粗糙化、极端化与体系化。因此，我们在其中看到的并不是什么“陌生的东西”,而是我们自己传统的诸多机遇与危险。
“自由”一词有相当多的含义，这种多义性再加上它的情感价值，使得它特别易于被滥用。在我们着手阐述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由本质的见解之前，不妨首先试着回想一下自由观的几种基本类型。
首先是相互处于内在张力中的两大构想：自由主义自由与民主主义自由。对自由主义者来说，自由在于国家(公共权力)和社会尽可能少地介入每个个人的私人领域。对他们而言，自由是个性能够在其中得到发展的活动空间。充实这一活动空间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而“自由主义”也有许许多多不同的种类。自由空间能够服务于肆无忌惮的利益追逐——保守主义批判家和社会主义批判家大多只看到了这些方面，但它也可以使独立的道德品格的发展和自由的良知决断成为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很难愿意放弃自由主义自由。相反，对民主主义者来说，自由在于他被赋予了参与塑造共同体生活的机会。因此，对他而言，自由度与公共权力的现实参与度是一致的。而在自由主义者看来，这同样的权力恰恰是威胁其自由的最危险的敌人。与之相反，民主主义者认为，虽然这样一种对国家、确切地说对绝对君主的不信任是情有可原的，但是对负责的民主主义政府来说，这样的不信任就毫不适宜了。限制国家权力似乎是多余的，因为这种权力正是人民自己的权力，没有人会伤害自己。但是 “像‘自治’和‘人民对自己的统治’这样的表述并不符合事情的真实情况。行使权力的人民与权力所加诸其上的人民，并不总是同一的。所谓的‘自治政府’,也不是每个个人管治自身的政府，而是每个个人被其他所有人管治的政府。此外，人民意志实际上意味着人民中最广泛、最积极部分的意志，也就是多数派或者成功地使自己被承认为多数派的那些人的意志。因此，人民会故意压迫全体中的一部分。与反对其他任何一种权力滥用一样，针对这一点的防范措施同样是必需的。所以，即使掌权者继续在为一个共同体，也就是说，继续在为它的最强有力的政党正常地负责，限制政府凌驾于个人之上的权力，仍然不失其紧迫性。”①所以，密尔认为，完善的民主制也有必要对个人提供自由主义的保护。自由主义自由与民主主义自由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补充的。只有自由、负责的个人所给出的建议与决定，才能使民主主义共同体受益；只有保护活动空间不受干扰、独立发展，才能使这些自由、负责的人出现。民主主义律令限制了自由主义自由，它的合法性仅仅像为个人道德发展所保留的足够的活动空间一样宽广。反过来讲，注重道德自律的自由人的存在亦是一种保障，他们可以防止民主制蜕化为由现实的多数派或所谓多数派的代表人物实行的恺撒主义和暴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