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要在历史哲学与人类学这两个对其全部理论具有核心意义的领域中是黑格尔的学生，当然同时也是黑格尔的批判继承者。关于符合“人的本质”的理想共同体的学说与人的学说具有最为紧密的联系。马克思并没有把所谓“辩证方法”——它的性质恰恰在于不能与其“对象”隔离开来——作为抽象的工具“承接”过来，而是研究了它在上述领域中的运用，考察了它的一贯的执行，并最终也把它运用到对社会经济结构的分析中。为了清楚地阐明这种关系，我必须尽可能简略地描述一下这两个领域。
就历史哲学一系列重要的基本信念而言，马克思与黑格尔是一致的：
这二人都把历史进程看作客观的理性。黑格尔尚且把这一点称为自己历史哲学的前提，而在马克思那里，这个前提已然被视为不言自明的了。
但是，它(哲学——作者注)所带来的唯一思想就是简单的关于理性的思想：理性统治着世界，所以，一切都在世界历史中理性地进行。①
然而，历史进程的这种客观理性并不是线性地、连续地实现那种适合于人类的、应当处于发展终点的状态，而是以辩证的方式，也就是说，借助于否定的要素。借助于这样的要素——如果孤立地看，它们包含着不幸、贫困、匮乏，因而包含着“非理性”。然而作为整个过程的要素，它们依然执行了“理性的”、必然的、合理的功能。譬如说，黑格尔就是如此这般地为战争的存在进行辩护的：战争有助于把国家共同体提升到更高的统一体阶段，有助于克服个人的孤立隔绝和自私自利的趋势。相应地，卡尔·马克思也为资本主义时代进行了辩护，因为尽管资本主义造成了无产阶级的全面匮乏和贫困，但是它却通过无限的利润追逐促进了生产力的巨大提高，而这恰恰构成了某一天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的前提条件。否定的要素可以得到这样的辩护：它超越了当前不完满的状态，从而“否定”了自身。
如果说，对黑格尔而言， “世界精神”(上帝)是历史进程的主体，它在人类发展过程中向着自己“适当的自我意识”运动，以至于历史的全部意义最终是一种神学意义；那么在马克思那里，人类社会(它只是逐渐地变成了一个统一体)则取代了世界精神。因此，对马克思来说，历史的意义就是纯粹人的意义。与此相应，黑格尔通过其体系的思辨神学框架而试图提供的意义保障，自然也就被取消了。
在发展的过程中黑格尔的世界精神“利用”单个的民族精神来谋求渐进式迈进。与此类似，人类(尽管在马克思的意义上讲，这样的表达通常只允许被隐喻性地使用)则利用那些伟大的、在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似乎成为历史进步之载体的阶级。在黑格尔那里，世界历史最终在基督教的、日耳曼的民族精神(以及这种精神在黑格尔哲学中所实现的意识的形成)中结束；类似地，在马克思那里，世界历史在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的)革命行动中结束。
在这里，决定性的区别即将一见分晓。黑格尔认为，哲学总是在“一种生活形态变得陈旧落后时”才姗姗而来(《法哲学》序言),因此，对历史的理解以及对历史意义的阐释只能在事后进行；只有当历史“终结”、根本性的新生事物不再产生时，最终的、正确的历史哲学才会成为可能；马克思则认为，实现人类发展的决定性步骤能够被充分有意识地实行，并且已然能够被预先认识、理性地规划了。马克思用革命无产阶级的转化为行动的自我意识的形成，来反对对历史中的理性的纯粹被动的事后理解。如此一来，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就成了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双重超越。
对人类理性来说，不仅过去，而且未来，都是可以阐释、可以认识的；不仅被动的理解能够得到实现，而且行动也能够以对其影响和意义的充分自我意识而得到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