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对必然的、合理的历史进程的科学认识，马克思列宁主义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要能够规定关于无产阶级，进而关于在无产阶级中、并通过无产阶级发展起来的人性的唯一合乎理性的政策。共产党追求这一政策的目的在于加速历史进程(它为人们有意识地欲想，进而转变成“自由掌握的必然性”)的发展。发展的目标是未来无阶级社会，在其中，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宣言》)。在这一社会中，一切统治(政治)都应当结束，一切剥削都应当消亡。
考虑到苏联社会结构日益僵化(尽管实行了“种种改革”),对自由的长远目标的暗示必然会日益成为对当前的不自由在意识形态上的掩饰，而“自由意识”教育则成为具体现实的替代品。恩斯特·布洛赫按照马克思主义把占统治地位的不自由辩证地视为实现未来的绝对自由的必要手段。
西方的政治体制并不像苏联的政治体制那样无可辩驳，由于顾及始终存在的公共意见的权力，政治家很少能够利用突如其来的时机。尽管如此，没有人会断言我们的自由从未受到威胁，民主制决不会遭到滥用。但是无论如何，实现个人的独立、负责，执行社会合法利益的真正可能性在于，法治国家要保证个人的自由，保证角逐国家政权的群体的多样性(政党、协会和工会等)。由于缺乏关于历史发展的真正的科学认识以及由之产生的相关预测——即使存在这种预测，也不能推演出关于现实的具体决策(例如，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并不能像斯大林所断言的那样推演出把社会主义所有制引入农村的时间和方式),因此在自由竞争中，政治生活必须保有多种多样的构想，在这些构想中，没有一种构想拥有“全部真理”,每一种构想都以自己的方式追求“公共福利”,以自己的方式解释“公共福利”。按照“人的所有构想都是有限的”这一认识，任何这些构想都不能把自己设定为绝对的，每一种构想都必须准备服从于拥有不完备经验的公民的“意志和判断”①。
苏维埃的辩护士断言，自由世界的自由只有通过神秘化和神话才能得到辩护。但是，如果人们不想把党及其中央委员会——它们拥有唯一正确的关于苏联人民意志的解释权——的无法监督、无法讨论的要求称为神话，那它应该是什么呢?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届代表大会祛除了斯大林的神化外衣，但党及其最高领导的神话经过这一过程却变得更加耀眼夺目。然而，什么样的理性教导我们，十个人甚至一百个人比单独一个人更不容易犯错?无论如何，我们西方的“神话学家”相信，在政治方面没有人不会出错，即使他是一个久经考验的干部，也不能幸免，因为我们知道，所有人都受到滥用权力、偏向一己之私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消除决不能剪断这些来自人性的**之源。因此，用来避免可能的权力滥用②的那些保障措施对我们而言是必不可少的。
至少在我们看来，当涉及历史时，人类似乎比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承认的更强大有力，但也更软弱无力。之所以说更强大有力，是因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他们不仅能够共同决定发展的速度，而且还能共同决定发展的方向；之所以说更软弱无力，是因为他们几乎不可能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因此，人们要用他们负责任的决定来保证历史发展的进程，而不能引用发展的规律。任何时代都有其特定的条件，没有一位政治家能够置身其外(例如当今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实行工业化的必然性，为了维护生物圈的利益而对工业文明进行的治疗性修正),但具有决定意义的并不是这种不可避免性，而是人们在自己所包含的“挑战”自由中为了发现“创造性答案”——它符合社会正义与个人自由的要求——而采用的方式方法。人们不可以说，西方国家在19世纪、苏联在20世纪所进行的工业化进程是符合这些要求的。
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当今形式烙上印记的，正是已经成为“经验教训”的黑格尔教条与技术的、自然科学的要求(它们主张独立自主的“制造”与操控)的结合物。在这种技术精神的统治下，必然出现手段的营养过度，也就是说，必然出现这样的情况：在寻找手段的有效性与合目的性的过程中，目标的价值与意义却沦落了。人们可以在一些小说中找到有关这一事实的朦朦胧胧的意识，这些小说都是在苏联的政治局势有所松动之后出版的，它们迫使共产主义的伦理理想和要求正视当今苏联世界欠缺不足的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