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对生产资料社会化的国家中工会职能的矛盾重重心知肚明，但他却没能指出任何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苏联将遭受孤立与国际威胁的暗示有利于使他的后继者实行一种纯粹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构想。只有在国际形势趋于缓和的时代 “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尚未解决的社会矛盾才能明明白白地显现出来，这当然也不是偶然的。不过，这决不意味着它们之前根本不存在，它们只是被有关日益迫近的外部危险的暗示成功地压制了下去。
西方新闻记者对波兰事件做出的评论，常常足可以用幸灾乐祸和愚昧无知来形容。英国的工会干部在他们最近一届代表大会上所做的说明不是没有道理的，像波兰那样的罢工在英国根本是不允许的。要求取消(或者引入!)审查制度，改变公共电台与电视台节目的罢工，在我们这里也是非法的。的确，在那些集中管理国有工业的国家中，即便是简单的经济罢工也必然会马上获得政治意义。在体制上独立于党和国家的工会必然在那些不是资本主义企业主及其协会，而是国家机器直接与之对峙的社会中，获得更为广泛的重要性。所以，一直以来，工会仿佛都过着睡美人式的生活，它将苏醒过来达到现实的独立性，从而显现出自己作为强有力的反对党的本来面目。
因此，如果一些评论家认为，一切似乎仅仅取决于波兰最终赶上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古老成就，那么这只能是一个乐观的幻想。在(广泛地来讲)没有私营经济雇主的国家中，自由工会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工会相比是具有截然不同的重要性的权力因素。因此，它们也不可能像诸如美国的工会那样具有“非政治的”意义——美国工会仅仅把自己视为与资本利益相对立的、被组织起来的商品劳动力的利益代表(虽说它们当然也不是完全非政治性的，就它们为资本主义所做的清晰选择而言，它们也直接是政治性的)。但另一方面，随着自由工会的引入，不仅社会主义的民主稳定、而且提高计划决策的合理性以及经济社会关系的稳定性等机会都会大大增加。
与自由工会相比，那些与波兰工人一样、在现实斗争中已经表现出高度自律的工人也愿意为整体的经济发展利益而放弃直接的、特殊的利益。他们愿意更加勤奋地工作，如果有人向他们保证，他们的努力会马上给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孩子带来好处。①诚然，民主的、被确立为合法的工会领导也可以成为政府(一直以来，它都习惯于借助党的领导来监督人民)苛刻的、强硬的谈判伙伴。悖谬的是，波兰工人阶级恰恰是通过反抗列宁所认为的应当真正代表“更高政治阶级意识”的那些人而证明了自己在政治上的成熟的。我们希望(尽管一点都不确定),波兰统一工人党能够动员自身(以及领导班子)中有充分能力进行改革的力量，以便创造性地利用现在提供给他们的时机。
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秩序，它拥有自由独立的工会，这些工会也具有罢工权，这对意大利和西班牙等欧洲共产主义者的目标设想来说，同样不失为令人心悦诚服的典范，它能够反驳那些在我们这里被企业主意识形态的代表者所珍爱的观点。在《资本杂志》一月号(1981年)中，一篇被奇怪地命名为《不知足》的关于联邦德国工会的文章写道： “在作为政治意志培训结果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不再存在任何罢工权。这种权利与政治反抗权一般无二。”
抛开作者似乎完全忘记了基本法(第20条第4款)与黑森州宪法都明确规定了群众的政治反抗权这一点不谈，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显然得出了另外一种见解。缺乏自由工会的“专断社会主义”显然完全符合奥斯瓦尔特·施宾格勒(OswaldSpengler)的“普鲁士社会主义”。在《普鲁士的精神和社会主义》(1919年)一文中，奥斯瓦尔特写道： “普鲁士的想法是，由国家对每一种劳动的报酬作出公正规定。根据经济的总体形势，劳动报酬按照计划划分为不同等级，全体人民而不是某个职业阶层的利益是这一划分的导向。这是公务员收入秩序的原则，它适用于所有的劳动者。这个原则严禁作为商人反抗国家之手段的罢工。”①
在波兰，由“团结”工会的注册所肇始的“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改革，正如奥斯瓦尔特·施宾格勒所希望的。那样一来，波兰很可能像马克思曾经异常兴奋地谈到1791年波兰宪法改革一样，再次向欧洲证明民主的道路： “这个宪法虽然有不少缺点，但是面对野蛮的俄国一普鲁士一奥地利，仍不失为东欧曾经创造过的唯一的自由文献。宪法仅仅以特权阶级即小贵族为出发点。有史以来从未有过这类小贵族的小贵族例子。”①
贝尔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Brecht)在1953年8月20日的工作日记中写道： “六月十七日使一切存在都疏远陌生了。在茫然无措与可怜无助中，工人阶级的示威游行还是表明，这里有一个正在上升的阶级。不是小资产者，而是工人(……)它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组织力量，没有提出任何建议，也没有形成任何计划。但是，在这里，在我们面前，出现了一个阶级(……)一切都取决于，全面
地分析利用这第一场会面。这是一次接触，它不是以拥抱而是以拳击的形式出现的，但这仍然不失为一种接触。——党一定会大吃一惊，但它不必把这当做大不利而深感绝望(……)因为，争取工人这一有利时机来到了。”②
当时，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领导失灵了，而1953年的柏林工人也缺乏但泽人、什切青人以及上西里西亚人在1980年所展现出的卓越之处： “组织力量”和“计划”。或许，波兰的统一工人党成功地实现了对作为“良机”的“大不利”的利用。个别情况表明，至少党内有一些人认识到了这一任务，并且有勇气在进步的意义上来解决它。1982年12月战争法的颁布暂时埋葬了这一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