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种用机械论观点把握革命后社会中工会与政党关系的做法，导致了一系列的矛盾，列宁也在下一条中央委员会决议中开诚布公地谈到了这些矛盾，只是没有对这些矛盾本身的破坏力给予充分说明。列宁认为，第一个矛盾在于，工会(顺便提一句，这个矛盾也适用于革命后的党。——作者注)应当主要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但是“另一方面，工会既然是国家政权的参加者，就不能拒
绝参加强制”③。第二个矛盾是 “一方面，工会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劳动群众的利益，而且是最直接最切身这种意义上的利益；另一方面，工会既然是国家政权的参加者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建设者，就不能拒绝实行压制”④。第三个矛盾是： “一方面，工会要善于适应群众，适应群众当时的水平；另一方面，工会又决不应当姑息群众的偏见和落后，而要坚持不懈地提高他们的水平，如此等等。”⑤
列宁认为，所有这些矛盾很可能“在几十年的时间内”还不能得到消除。
然而，1922年以来的工会运动和共产党的历史发展实践却表明，这些矛盾并没有作为活生生的张力而在某个地方得到维系，恰恰相反，到波兰成立了新的工会为止，到处都是以偏向国家一方为基础来裁定这些矛盾的。换句话说，由于处处都偏向行政命令、监督管理和约束限制，说服教育活动、代表工人的直接利益以及适应工人“当时的水平”等，都遭到了忽略漠视。几乎在所有的地方，工会领导都难以取得人们的信任。工人抵抗运动的发展经过了工会这一阶段，可又与工会相对立。工会几乎从未实现列宁所期望的那种中介作用，这一失败的主要原因或许就在于：工会内部缺乏民主。事实上，从一定级别起工会的领导人就是被任命(或者增选)的，而不是由各个成员或者他们的代表自由地选举或罢免的。自斯大林时代以来，工会领导在“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普遍成为国家机器、党的机器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另外，它(与军队、警察和计划部门相比)所具有的意义和分量也相对减弱了。早在1921年，苏联的“工人反对派”就认识到，工人阶级及其工会是多么迫切需要团体内部的民主，即使在今天再次聆听，它的口号仍然极具现实意义。例如，亚里桑德拉·柯伦泰(AlexandraKollontai)在苏联共产
党第十次党代会上就以这一群体的名义声称： “与官僚主义体系相联系的对批判与思想自由的恐惧，有时会在我们身上表现出漫画式的特征。如果没有言论自由与思想自由，自我首创性又从何谈起呢?(……)我们害怕批判，我们不再信任群众，我们彻底的官僚主义源之于此” “作为官僚主义的特有标志，任命的实践成为一种普遍得到认可的合法现象。它在党内(自然也在工会中——作者注)制造出一种不健康的氛围，因为它摧毁了平等和同志情谊，推动了名利思想，助长了(……)裙带关系。任命的实践削弱了被上级任命为下级机关领导的那些人的责任感，从而加深了‘最高层’与‘基层’之间的裂痕。” “必须取消这种由上级来提名的实践，并代之以(……)各个阶层的被选举权。” “批判的自由，保障各不同政治倾向在党代会上的言论自由权，讨论权——所有这些早已不再只是工人反对派的要求了(……)除了官僚主义的习气之外，我们的党还弥漫着极权思想与干部崇拜，同志情谊仅仅存在于基层中。”①
罗莎·卢森堡和亚里桑德拉·柯伦泰两位卓越的女革命家，最早公开地认识到俄国工人运动中存在的官僚主义监督和管束的危险，这或许不是偶然的。毋庸置疑，二者并不是复辟运动的维护者。她们都主张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的讨论，主张在党和工会内部实行真正自由的选举，因为她们知道，只有这样才能产生信任，才能维持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