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一方面把工会看作为工人在企业中的直接利益进行辩护的合法的、合理的组织。他在《怎么办?》(1902年)一书中谈到，工人只能“自发地”达到一种“工联主义”意识，因而只能在现有的社会政治情形范围内意识到为他们自身的直接利益进行辩护的组织的必要性。但是另一方面，列宁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党员有责任把政治的、革命的阶级意识灌输到工会中，有义务作为热心的工会干部来赢得工人的信任，并利用这种信任来发展政治的、革命的意识。时至今日，这一点仍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共产主义政党的方案。工会分析社会的视角是与其职能相符的，它局限在企业领导与企业主联合会方面；与之相反，只有工人阶级的政党分析了“与现代社会的一切阶级以及与作为有组织的政治权力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并在斗争中顾及了这一点。列宁试图在工会与政党(由职业革命家所领导)之间拟定严格的职能与工作的分工，但他主要是想阻止工会的“工联主义观点”渗透到党的领导中。列宁也把这种观点称为“经济主义的观点”,因为它仅仅把经济斗争视为“吸引群众参加政治斗争的手段”。
与工联主义观点相反，列宁在1902年强调，不但经济剥削的直接经验，而且“各种各样警察压迫和专制暴行的表现”——“决不是只有那些同经济斗争相联系的表现”,都能够成为群众进行政治活动的诱因。①
在对1905年俄国第一次革命的分析中，罗莎·卢森堡对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关系的看法与列宁大相径庭。在她为汉堡的社会民主党组织撰写的《大罢工、政党与工会》(1906年)一文中，她为反对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在原则上的分裂(正如当时德国的工会干部与社会民主党党员进行理论争论时所断言的那样)而进行了论战。卢森堡认为，俄国1905年革命证明，与“工会的普遍罢工”截然不同的“纯粹的政治大罢工”,其“迂腐的模式”是站不住脚的。②“可以说，就连每一场大规模的罢工都在以具体而微的形式重复着俄国大罢工的普遍历史，它肇始于纯粹的经济斗争或者至少是局部的工会斗争，以便经历过各个阶段直至发展为政治集会。”③
但是，反过来讲，政治成果又会再次成为进一步的经济要求的起点。 “经济斗争是从一个政治联结点转向另一个政治联结点的传导器，政治斗争对经济斗争来说，就是定期的土壤施肥。(……)经济要素与政治要素在大罢工期间(形成),它们相去甚远，泾渭分明甚至相互排斥——这种迂腐的模式正是如此认为的；毋宁说，二者只不过是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相互纠结的两个方面。”①
不过，罗莎·卢森堡认为，阶级斗争的经济形式和政治形式在现实中相互交织，也符合当时工会与工人政党之间的紧密依存关系。工会右翼领导人声称的政党政治中立性，实际上只是普鲁士—德意志社团法(在社会民主党被查禁的时期，这一法令迫使工会把自己的活动仅仅局限在纯粹的经济使命方面)和工会机构所具有的某种独立性的反映。在基层则恰好相反。社会民主党的阶级意识在实际中与工会的全体成员几乎是同一的。况且，除了“自由”工会之外，还有赫尔施一敦克尔工会和基督工会。正是由于这种官僚主义的领导层，才产生了关于工会与政治党派“并行发展”的理论，才产生了“工会理论”的萌芽，但是这种理论决不符合被组织起来的大多数成员的信念 “于是就出现了一种奇特的情形，这同一种工会运动，它不论就下层的广泛的无产阶级群众而言、还是就上层的行使管理职能的上层建筑而言，都与社会民主党完全一致，可它却偏偏粗暴地脱离了社会民主党，并把自己确立为与之对立的第二大独立权力。”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