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团结”工会的命运要求我们重新反思工会在工人阶级解放运动的范围内所具有的作用与意义。众所周知，独立工会并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果。相反，法国大革命的国民议会，其最早的举措之一就是通过了谢普雷法令，按照这一法令，国民议会在1791年6月14日宣布禁止普遍的结社和罢工。当时，让·保罗·马拉在他所创办的报纸《人民之友》中控诉道： “他们剥夺了许许多多的短工和工人为了更好地商讨自己的利益而进行集会的权利。他们只想使市民处于孤立分隔的状态，从而阻止他们共同探讨公共事务。”①
官方对结社禁令给出的理由是，结社使衰朽的封建行会死灰复燃，而废除封建行会是实现自由市场的前提条件。在这里，一场自下而上的进步民主运动在新的历史时期中第一次被掌权者污蔑为“倒退落后的”。可以促进民主的扩大与具体化的东西，却被看成了“反动的东西”。
至少在西欧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以及美国实行结社法之前，结社禁令持续了大约一个世纪。例如直至1918年，德意志帝国还禁止“家庭雇工”即农业工人组织工会。在19世纪下半叶，除了合作社、工人政党之外，工会也是“工人运动”的三大“支柱”之一。
如果说，工会和合作社(主要是消费合作社，在更小范围内也有尤其为拉萨尔所寄予厚望的生产合作社)主张直接改善、保障工人的生活条件与劳动条件，那么工人政党——它们大多自认为是革命的——则为了彻底改变社会经济结构而斗争。工会试图通过其庞大组织所施加的压力来改善工资与劳动状况，因此，它并不想对资本主义社会秩序提出质疑。合作社则着手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范围内为工人培养更为有利的购买条件与生产条件。尽管如此，工人运动这几个不同支柱之间的个人联系与机构联系必然仍是颇为密切的。当然，在社会民主党必须非法存在十二年之久(从1878年至1890年)的德意志帝国，工会出于策略上的考虑而被迫强调它在政党政治方面的中立性。
此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几年里，社会民主党以及工会的领导人在关于政治大罢工的讨论中达成了一项协议，按照这一协议，工会的最高委员会在政治罢工的情况下享有否决权。党的领导对工会的这种妥协遭到了党内左派人士的强烈谴责。由于在通常情况下，工会的领导干部也是社会民主党的党员，因此，左派人士原本希望，这些干部会在政治问题中把党的观点置于优先地位。然而事与愿违，与政治上的考虑相比，维护与保持工会的庞大组织这一主旨在现实中获得了优先权。然后，这一观点在1933年再次导致了最具灾难性的后果。为了避免恐吓性的禁令或者强制性的解散，当时的工会领导甚至准备赞同新政府的国家社会主义口号，并在5月1日与纳粹一起举行示威游行。5月2日，工会的所有建筑被纳粹冲锋队占领，工会的财产被没收，工会的活动遭到禁止……
德国的工会运动从这个教训中认识到(或者应该认识到),它在政党政治方面的中立态度无论如何都不能发展成对民主秩序的漠不关心。因此在今天，与1933年极不光彩地向纳粹俯首称臣相比，工会更愿意回顾它在1920年镇压极右的卡普政变的过程中所扮演的光荣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