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莎·卢森堡在1904年就认识到，列宁的观点必定会直接导致中央委员会的专断： “现在，俄国革命者的‘我’为所欲为，它再次把自己宣称为历史的全能驾驭者——这次是以工人社会民主运动中央委员会的无上威严的形式出现的。在那里，勇敢的杂技演员没有看到，现在唯一扮演驾驭者角色的主体正是工人阶级的群众的我，它绝对希望自己可以去犯错，从而亲自学习历史的辩证法。最终，我们只能在我们中间坦率地讲，在历史上，一场真正的工人革命运动所犯的失误，要比一个最好的‘中央委员会’的绝对无误性更富有成果、更富有价值。”③
罗莎·卢森堡对列宁正统学说的背离之处在于，她想使经验的无产阶级成为革命运动的主体，而不是从理论中推演出来的、必须先创立政党或者被预设为虚构的群众的我，从而使经验的工人借助于鼓动性计谋来进行相应的活动。罗莎·卢森堡信仰经验的无产阶级①,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及其代表人物(党的领导人)则信仰从理论中推演出来的无产阶级。因此，对他们来说，只有当无产阶级无条件地服从那些“科学地”阐释其真正意志的人们的领导要求时，无产阶级才能获得自由。每个无产者(在历史中)获得自由的可能性在于，把自己提高到党的理论水平。在这方面，党会帮助他。②对它而言，不是匈牙利起义或者波兰自由团结工会中的无产阶级，而是意识形态家的理论无产阶级才是历史的英雄。
(二) “无产阶级专政”与“苏维埃民主”
(1)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批判
因为对马克思主义来说，每个国家都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统治机构，所以在它看来，资产阶级民主所谓的实现全民统治的要求不过是一种欺骗“不管一个共和国用什么形式掩饰起来，就算它是最民主的共和国吧，如果它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如果它那里保存着土地和工厂的私有制，私人资本把全社会置于雇佣奴隶的地位，换句话说，如果它不实现我们党纲和苏维埃宪法所宣布的那些东西，那么这个国家还是一部分人压迫另一部分人的机器。”①因此，财产秩序被视为判定统治性质这一问题的唯一标准，与之相对的政治秩序(君主制、议会制共和国、法西斯专政)则只有次要的意义。所以，一切承认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国家，自然就是资产阶级专政。只要“统治阶级”还略有余力，它就会给被压迫阶级提供民主的“虚假自由”,但是一旦出现危急时刻，它就会扔下这副“面具”,公然实行专制统治。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再尽其所能来证明资产阶级民主制中政治自由完全虚幻的特征。罗格·加罗蒂(RogerGaraudy)在其博士论文中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自由称为热带丛林法则——自由鸡棚中的自由狐狸”②。因此，自由仅仅有益于经济的强盛，对经济上的依附者而言，自由只是“在形式上”保留着。这一表述与斯大林的论点完全契合：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被剥削者没有而且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这至少是因为房屋、印刷所、纸张仓库等等这些为享有‘自由’所必需的东西都是剥削者的特权。……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主是资本主义的民主，是少数剥削者的民主，是以限制多数被剥削者的权利为基础并以反对这个多数为目标的。”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