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并不是根据时间，而是根据表现在被生产的产品所具有的不同使用价值中的质的区别来衡量的。而且在这些社会中，在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即在满足需要以外而用于生产的劳动时间之间没有明显区别，因为实际上一切生产都是为了使用或需要而进行的。
作为劳动尺度的时间，可能仅仅出现在社会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即资本主义阶段。在这个阶段，劳动成为性质上无差别的劳动，劳动的任何部分都和任何其他部分一样。劳动成了抽象劳动，在其中，一种劳动和另一种劳动之间质的区别这种抽象性是通过在这种劳动产品之间建立起来的等价交换而出现的。这种同质的、抽象的劳动现在可以用一个普遍的尺度来衡量，并被分成标准单位。这种抽象劳动的尺度是时间，但是时间现在把自身构想为一个普遍的、同质的量，它的任何部分都可以用等价的尺度替换为任何其他的部分。因此，时间的单位可以映射在抽象劳动的单位上。
被生产的物所具有的价值是由生产它所花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数量决定的。正如我在上面所指出的那样，这个总的劳动时间本身被分为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类似地，产品的价值也被按比例分配到那必须进入劳动工资的部分和被资本占有的剩余或额外价值部分。
工人进行的剩余劳动(即在工人生产他或她的生存手段所必需的劳动之上的或超出这一劳动的劳动)正是资本的剩余价值的源泉。因此，马克思写道：“资本的规律是创造剩余劳动，即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资本只有推动必要劳动即同工人进行交换，才能做到这一点。”①然而，资本的第二个趋势与第一个趋势是相互矛盾的。因为资本在本性上也试图减少必要劳动时间，这样一来，劳动时间的更大部分将成为生产剩余价值的剩余时间。必要劳动时间的减少是通过活劳动的生产力的提高实现的，而活劳动的生产力的提高又主要是通过引进机器，或更确切地讲，是通过引进自动的机器体系而实现的。马克思把这个体系描述为“是由自动机，由一种自行运转的动力推动的。这种自动机是由许多机械器官和智能器官组成的，因此，工人自己只是被当作自动的机器体系的有意识的肢体”①。在这里，劳动活动只是把机器的工作传送到原材料上——仅仅进行监督并防止中断而已。因此，机器代替工人而拥有了技能和力量，工人的活动是由机器的运动决定的。
机器的引进减少了必要劳动时间，从而增加了剩余劳动时间，因此剩余价值对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机器通过提高劳动的生产力而减少了必要劳动时间。因此马克思写道，在机器的使用中，“生产某种物品的必要劳动量会缩减到最低限度，但只是为了在最大限度的这类物品中使最大限度的劳动价值增殖。
第一个方面所以重要，是因为资本在这里——完全是无意地——使人的劳动，使力量的支出缩减到最低限度。这将有利于解放了的劳动，也是使劳动获得解放的条件”②。也就是说，用马克思的话讲，资本的体系通过它的“财富癖”生产出丰裕，因此趋向于减少必要劳动。正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明的那样，这种丰裕是以公共生产为基础的社会的条件，在这个社会里，产品将按需分配给个人。
资本在减少必要劳动时间的同时，增加了剩余或多余的时间。“于是，资本就违背自己的意志，成了为社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创造条件的工具……从而为全体[社会成员]本身的发展腾出时间。”③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多余的时间具有了马克思所说的对立的或矛盾的形式。资本减少必要时间而增加剩余时间的努力导致了危机(或矛盾),因为这个过程必然导致过度生产。尽管减少必要时间要求商品的增殖，但必要时间是由工资偿还的。因此，资本在减少必要时间的同时，也降低了工人购买被生产的产品的能力。马克思写道：
这个矛盾越发展，下述情况就越明显：生产力的增长再也不能被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所束缚了，工人群众自己应当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当他们已经这样做的时候，——这样一来，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就不再是对立的存在物了，——那时，一方面，社会的个人的需要将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尺度，另一方面，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因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那时，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①
因此，这个新的社会形式中，也存在为使用而进行的生产，但现在它是通过社会生产来进行的。根据马克思的论述，这是一个丰裕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必要劳动转移到了机器上并且“人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替人从事的劳动”②。在这个新的社会中，时间的确定性仍然很重要，因为联合的个人必须以适合于满足他们的多种需要的方式来分配他们的时间。但是现在，这些需要都是自我发展的需要。因此在这里，财富的尺度变成了自由时间或个性自由发展的时间。在这个社会中，劳动变成了自我实现的创造性活动，根据马克思的论述，这种劳动就是“实在的自由”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