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讨论中的歧义产生于如下事实，即由于需要的体系作为“市民社会”内在要素的地位，所谓“人”的这种观点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个人(bourgeoisman)。对满足需要过程的讨论表明，如下两点是被假定的：这种具有需要的人与他人是分离的，并且社会整合通过自我逐利和个人之间诸关系的抽象集合而实现。(第190～192节)黑格尔以让我们联想起斯密的术语对此进行了描述：“主观的利己心转化为对其他一切人的需要得到满足是有帮助的东西。”(第199节)
正是在讨论“需要的体系”的语境中，黑格尔以赞赏的口吻提及政治经济学的成就，援引斯密、萨伊和李嘉图的观点。他说道：“政治经济学就是从上述需要和劳动的观点出发，然后按照群众关系和群众运动的质和量的规定性以及它们的复杂性来阐明这些关系和运动的一门科学。”(第189节附释)它表明，即使在个人交易——由私人对相关部分的利益的认知所引导——的偶然性中，普遍规律也是存在的。黑格尔评论道，存在这些必然性似乎难以置信，“因为看来一切都是听从个人任性摆布的”(第189节补充)。他说：“这里所要发现的这种必然性的东西就是政治经济学的对象。这门科学使思想感到荣幸，因为它替一大堆的偶然性找出了规律。”(第189节补充)它表明，潜在联系是存在的，在各自领域中明显任意的事件是以体系性的方式联系起来的。
这种“知性”(understanding)具体说来已经被政治经济学这门“现代”科学所达到了。(第189节及附释)然而就它是体系自身自我叙述的形式并对其非批判而言，存在着也必然存在着对其总体性的限制。因为在黑格尔构建的社会生活三重结构——家庭、市民社会、国家——中，市民社会展现了差异的逻辑(而在其他两个方面统一相对于差异更重要)。当然，黑格尔的观点是，个人在市民社会中的存在以将他们具体地联系起来的整个国家为基础。但他认为，这里的要点是，在这个层面，仅仅被视作市民社会成员的他们要被当作只考虑自身利益的自足个体，实际上即作为资产阶级个人。在这个层面，他们活动的主要焦点是保证他们个人需要的满足。然而他们不是克鲁索①,他们的活动是以体系性的方式内在关联起来的。(第182节)
问题是找到这个体系的运行逻辑。在这里有必要注意：黑格尔将之与“知性”的分析能力(与“理性”的综合把握相反)联系起来。在此向黑格尔《逻辑学》请教是有益的，因为社会生活作为自我决定整体的逻辑是其最后范畴即“理念”的逻辑。在理念中，诸如普遍和特殊、形式和内容、必然和自由等范畴都统一起来了，但是非哲学的“知性”的抽象性却坚持将它们处理为二元性的，而非处于统一的概念图示中。①然而，在市民社会中，这些方面以类似的方式不被经验为处于统一之中的，而只是处于关系之中的，因为整体只有内在于市民社会领域中才具有确定性——市民社会领域是由差异而非等同所主导的，是由社会分离而非共同体所主导的。问题随着政治经济学而产生，不仅由于“知性”是思想的内在二元论方式，而且也因为作为研究对象的市民社会自身被描述为社会秩序中的分裂阶段。
黑格尔这样谈论市民社会：“理念在自己的这种分解中，赋予每个环节以独特的定在，它赋予特殊性以全面发展和伸张的权利，而赋予普遍性以证明自己既是特殊性的基础和必要形式，又是特殊性的控制力量和最后目的的权利。正是这种在两极分化中消失了的伦理体系，构成了理念的实在性的抽象环节。这里，理念只是作为相对的总体和内在的必然性而存在于这种外界现象的背后。”②(第184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