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杰姆逊敏锐地预见到的，对黑格尔的新兴趣点已远远不同于早期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对黑格尔的兴趣点，后者被称作(且不论对与错 “历史主义者”(historicist)。对黑格尔的新兴趣点主要不在于恢复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宏大叙事并将之与历史唯物主义相联系，而在于关注黑格尔的《逻辑学》及其如何切合(fit)马克思《资本论》的方法。这一点通常借助以下说法表述出来：与研究社会体系之起伏涨落的历史辩证法(historicaldialectic)相反，人们试图建构一种体系辩证法，以阐明既定的社会秩序即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诸关系。(我将回到体系辩证法的观念上来。)
那么,这种辩证法“新”在何处呢?这里所暗示的“旧辩证法”是指“辩证唯物主义”的苏联学派(SovietSchoolof“Dia-mal”), “辩证唯物主义”源于恩格斯(Engels)和普列汉诺夫(Plekhanov)的庸俗版本。它是作为普遍的世界观和一般的方法出现的。恩格斯在吸引人们注意马克思对辩证法的使用和阐发他自己的理解上产生了特殊的影响。他提出辩证法的“三个规律”①。这个范式的要点在于努力使一切事物满足这三个规律。它由一系列例证组成，但却缺乏体系性(systematicity)。列宁(Lenin)在哲学笔记中抱怨说辩证法沦落为“实例的总和”(“例如种子” “例如原始共产主义”),他指出恩格斯是这一趋向的始作俑者。②这种无生命力的形式主义是由将抽象的框架外在地加诸内容之上导致的，此时的内容已被强制塞进既定形式中了。甚至伟大的泛逻辑主义者黑格尔也告诫说要反对这种做法。黑格尔在谈到“三一式”(triadicform)时说道，它“被降低成为无生命的图式，成为一种真正的幻象”,这是非科学的。他认为“科学的认识所要求的，毋宁是把自己完全交付给认识对象的生命”,以反对那种形式主义 “它认为只要它把图式的某一个规定当作某一个形态的宾词表述出来，就算是已经对该形态的性质和生命作了概念的把握和陈述”③。
然而，黑格尔对他的逻辑学的应用却可以被合理地指控为形式主义。的确，马克思在他1843年写的对黑格尔政治哲学的批判中就将黑格尔的方法描述为寻求“逻辑本身的事物”(abodyforthelogic)的方法，马克思拒绝这一方法，而支持以“事物本身的逻辑”(thelogicofthebody)为基础的科学方法。一门科学必须采用适合研究对象自身特性的逻辑(dieeigentimlicheLogikdeseigentiimlicheGegenstandes)。①如果说《资本论》是辩证法的真正财富，那么这并不是由于某种抽象普遍方法的应用，而是因为物质自身的运动要求相应逻辑范畴的表达。
辩证唯物主义在20世纪50年代就失去动力了。在西方继而出现对历史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Lukács)、柯尔施(Kor-sch)、葛兰西(Gramsci)——的研究工作的复兴。但是随后而来的是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等潮流，这些潮流都拒斥黑格尔，而且一般地也对辩证法持怀疑态度。正是阿尔都塞尖锐的反黑格尔主义态度为那些与吸收黑格尔哲学养料的马克思主义完全异质的范式开辟了道路。于是就出现了依赖新古典主义经济学(neo-elassicaleconomics)基本理论的所谓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这种马克思主义由于同样不能解释社会形式——社会形式按照自身模式安排行动者的预期“选择”——而缺乏理论效力(见本书第9章)。但是，总是有些人拒绝这种潮流。现在我们能看到许多黑格尔派哲学家渴望重塑辩证法。我和杰姆逊一样，预测这种趋势会积聚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