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人性能力的体现，精神结构具有本体的意义。这里所说的“本体”，与中国古典哲学中本体与工夫之辨所涉及的“本体”相关。众所周知，从宋、明开始，本体与工夫的关系便成为中国哲学的重要论题。这一论域中的“本体”首先关联人的存在及其精神活动。以明代心学而言，在谈到本体与工夫的关系时，王阳明指出：“合着本体的，是工夫；做得工夫的，方识本体。”[51]此所谓本体即作为先天道德意识的良知，工夫则指道德认识与道德实践（致良知）。按王阳明的理解，精神本体是知、行工夫的出发点，知、行工夫则应基于并合乎精神本体。王阳明的心学赋予本体以先天性质，无疑有其问题，但它对本体及其意义的肯定并非毫无所见。[52]从现实的层面看，人的知、行活动既有其社会历史的背景，也离不开内在的人性根据，所谓精神本体，便可视为知、行过程的内在根据。以意识的结构性与综合统一为形态，精神本体以不同的形式制约着人的知、行活动。从知、行活动的取向（包括对象的选择、目的的确立，等等），到知、行活动的方式，都内含着精神本体的作用。正是通过引导、规定人的知、行活动并赋予其以方向性，精神本体具体地展现为人性能力的内在根据。
精神本体作为人性能力的内在根据，有其心理性的规定。无论从其生成过程看，抑或就其存在形态或存在方式而言，精神本体都难以离开人的意识过程；它对知、行活动的制约作用，也总是与人的意识及其活动息息相关。以意识的综合统一为存在形态，精神本体无疑呈现心理的性质；从思维趋向到德性品格，都不难看到这一点。心学将本体与“心”联系起来，已有见于此。然而，如前所述，不能由此将精神本体归结为纯粹的心理结构。与普遍的概念形式及规范的内化相应，精神本体同时又超越特定的心理规定，包含宽泛意义上的逻辑或准逻辑之维。事实上，精神的结构在凝化之后，其间的关系、联结便具有稳定的性质，从而获得了某种逻辑的意义。从哲学史上看，一方面，心学系统中的一些哲学家固然试图沟通性体与心体，但当他们以心体规定本体之时，往往突出了本体的经验、心理内涵，对其普遍的逻辑意义，则未能予以充分的注意。另一方面，逻辑行为主义者则常常把关注之点主要指向逻辑的形式，并由此表现出将心理还原为逻辑的倾向。在谈到语言与思维的关系时，维特根斯坦便认为，“思维是某种语言”[53]。相应于早期对逻辑形式的注重，维特根斯坦在这里所提及的语言，首先侧重于其形式的结构及意义，而将思维归结为语言，则多少显现出以逻辑净化、消解心理规定的趋向。与以上理解相对，精神本体既不同于纯粹的心理结构，也有别于抽象的逻辑形式。在其现实性上，它具体地表现为心理与逻辑的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