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循规范与内在意识过程的以上联系，主要体现了“心”对“理”的影响。从更广的视域看，“心”在作用于“理”（规范）的同时，本身也多方面地受“理”（规范）的制约。就认识过程而言，从感知到思维，都可以看到普遍规范不同形式的影响和调节。感知领域以观察的客观性为一般的原则，尽管对客观性可以有不同的理解，而且观察往往渗入了理论，但如其所是地把握外部世界，无疑作为一般原则引导着感知活动。同样，思维的过程也受到不同规范的制约。从形式的层面看，思维的正确性，总是以遵守逻辑规则为前提，虽然人们在思维过程中并不是每时每刻都想到逻辑的规则，而且，仅仅遵循逻辑规则，也不能担保达到创造性的认识成果，但合乎逻辑地思考，确实从一个方面构成了正确认识世界的条件。
“理”（规范）对“心”的影响和制约同样体现于道德领域。道德意识的重要形态是道德情感。从形式的方面看，道德规范主要表现为社会的外在要求，道德情感则是个体的内在意识，二者似乎缺乏内在的关联，然而，进一步的分析则表明，实际的情形并非如此。作为道德意识的具体形态，道德情感的形成、培养，直接或间接地受到道德规范的影响。以内疚感而言，其产生过程即渗入了道德规范的作用：内疚往往伴随着某种自我谴责，而这种谴责即源于行为与道德规范的不一致，从逻辑上看，这里包含着衡之以道德规范以及由此形成某种情感反应的过程。同样，对非道德现象或非道德行为的不满，也与基于道德规范的评价相联系：非道德现象或非道德行为之所以引发不满的情感，主要即在于它不合乎主体所肯定和接受的道德规范。
在更普遍的意义上，道德的规范同时制约着德性的培养。德性作为统一的精神结构，包含着普遍性的规定，这种规定难以离开对规范的自觉认同。事实上，德性的形成过程，往往与按规范塑造自我的过程相联系；一定时期占主导地位的规范体系，既制约着人们的行为，也从社会价值观念等方面影响着人格的取向。《礼记》已指出：“道德仁义，非礼不成。”[17]宽泛而言，“道德仁义”不仅有普遍性的一面，而且包含内在性之维，当它与“礼”相对时，便更多地表现为渗入于人之品格与德性的内在规定。这里的“礼”则既涉及制度或体制，又指一般的规范系统。所谓“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意味着内在品格的形成，离不开普遍之礼的制约。李觏对此作了更具体的肯定：“导民以学，节民以礼，而性成矣。”[18]此所谓“性”，主要指与天性相对的德性，“导民以学，节民以礼”，也就是引导人们自觉地接受、认同普遍的规范，并以此约束自己；“性成”则是由此而使天性提升为德性。张载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强调“凡未成性，须礼以持之。”“故知礼成性而道义出。”[19]这里所确认的，亦为“知礼”（把握规范系统）与成性（从天性到德性的转换）之间的统一性。广而言之，通过影响人的德性，规范也从一个方面引导着精神世界的塑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