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之维特根斯坦，孟子表现了不同的思维趋向。按《孟子》一书的记载，孟子曾与他的同时代人告子就仁义问题展开论辩：“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孟子曰：‘何以谓仁内义外也？’曰：‘彼长而我长之，非有长于我也。犹彼白而我白之，从其白于外也，故谓之外也。’曰：‘异于白马之白也，无以异于白人之白也。不识长马之长也，无以异于长人之长与？且谓长者义乎？长之者义乎？’”[15]仁与义在广义上都兼有德性与规范之意，在以上语境中，义则侧重于外在规范，包括尊重长者（“彼长而我长之”）。告子首先将价值意义上对长者的尊重（“彼长而我长之”）与事实意义上以白色之物为白（“彼白而我白之”）等而同之。物之白为外在的事实属性，以白为白即基于这种外在规定。同样，对告子而言，长者之长（年长）也是外在的，告子由此推出对长者的尊重亦具有外在性：“彼长而我长之”仅仅基于对象年长（“彼长”）这一外在规定。与之相对，孟子则通过人与马的比较，对事实的认定与价值的规范作了区分：“长马之长”即由马之“长”（马龄之高）而肯定其为“长”（老），“长人之长”则是对年迈的长者表示尊重；前者属“是”（事实），后者则属“义”（应当）。孟子反对仅仅赋予“义”以外在性，其前提即是规范（以尊重长者等形式出现之“义”）的作用离不开内在的意识，在“且谓长者义乎？长之者义乎？”的反诘中，孟子已明确地表达了这一点：“长者”之长是对象性的规定，“长之者”之“长”则是人的行为方式（尊重长者），作为对待长者的方式和态度，其特点在于出于内在的敬重之意。在孟子看来，唯有后者，才体现了“义”。孔子在谈到孝时，曾指出：“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16]“孝”是体现于亲子之间的道德规范，这里的“敬”则表现为内在的意识，包括对父母的真诚敬重、关切，对孔子而言，缺乏这种内在的道德意识，则即使有各种外在的表示（如“养”），其行为也不具有遵循、合乎规范（“孝”）的性质。孟子强调“义”的内在性，可以视为孔子以上思路的进一步阐发，相对于告子将规范（“义”）仅仅归结为外在的规定，孟子的看法无疑更深入地把握了规范作用的特点。
当然，规范的作用与内在意识的联系，并不意味着遵循规范仅仅表现为有意而为之的过程。在现实的生活过程中，人们往往并不是先想到某种规范或先做出应当遵循规范的决定，然后再依规范而行。合规范的行为，常常表现为习惯性的、不假思为的过程。以遵循交通规则而言，对现代社会的驾车者来说，见红灯则停，转绿灯则行，已成为近乎本能的反应。对规范的这种习惯性的遵循，以规范的内化为其前提。这里所谓规范的内化，是指通过长期的、反复的实践，对规范的理解、接受和认同逐渐融入行为者的意识或精神结构，成为某种隐默意识（tacitconsciousness）及内在的精神定势。从而，一旦出现与某种规范相联系的情景，便会以近于自发的方式循此规范。在这里，遵循规范与内在的意识过程的联系并没有根本变化，改变的只是意识作用的方式：对规范的有意识接受、认同、选择，逐渐转换为隐默意识与精神定势的内在制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