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似乎可以对规范与规范性做一区别。相对于规范，规范性具有更为宽泛的意义。以语言为例，懂得某一词的含义，意味着能够正确地使用该词，就此而言，意义（词的含义）蕴含着“如何”（如何用该词），从而，掌握词的意义，也意味着对其规范性的把握。在相近的意义上，范畴、概念在整理经验材料的过程中，也呈现规范之维。康德已明确指出了这一点：“从形式的方面看，概念总是某种作为规则（servesasarule）的普遍的东西。”[31]此外，命令、允许、承诺、要求、规定、威胁（“如果不如此，则将采取某种行动”之类）都内含不同程度上的规范性。当然，不能将规范性与规范简单地等同。一般而言，规范具有普遍的性质，而一定情景中的命令、允许、承诺、要求、规定等虽然也具有规范性，但它们往往主要涉及特定的人与事，从而缺乏普遍性。同时，如上所述，规范以系统性为特点，命令、允许、承诺、要求、规定等具有规范性的表达形式，则常常表现为彼此区别的个别性要求，后者与规范的系统性显然有所不同。
从形式的层面看，规范涉及定言判断与假言判断的关系。康德曾从道德实践的角度，对假言判断与定言判断做了区分，强调道德律是定言判断，而非假言判断。假言判断在逻辑上包含着条件蕴含关系（如果—则），定言判断则不受条件的制约，因而呈现绝对命令的形式。对康德来说，假言判断往往涉及功利目的，它所指向的行为，仅仅出于外在的目的，而道德行为的特点则在于完全以义务本身为根据，不涉及具体结果及功利目的，与之相应，道德律也只能被赋予定言判断的形式。康德以此将道德行为与狭义的功利行为区分开来，否定对道德行为的经验论和功利主义理解，无疑有其意义，但将道德律视为无条件的定言判断或绝对命令，则又有其自身的问题。
道德律所涉及的，既是行为，也是行为者。作为具体的存在，行为者总是置身于现实的社会伦理关系之中，从后一方面看，道德律显然不能仅仅被理解为定言判断。在其现实的形态上，道德律往往取得如下形式：如果你处于某种伦理关系之中，那么，你就应当尽这种关系所规定的义务并遵循相应的规范。在这里，道德准则便同时呈现假言性之维。事实上，正是这种假言的判断形式（如果—则），在逻辑的层面上将实质的伦理关系与形式化（普遍化）的道德律沟通起来；而以上的逻辑关系同时又折射了两者之间现实的联系。[32]
广而言之，道德领域之外的规范，其作用同样涉及一定的背景以及现实的关系，从而也具有某种假言的性质。以日常生活中的“入乡随俗”而言，“俗”即习俗，其中包含着能否做以及如何做等行为规范，“乡”则可以视为一定的存在形态或存在背景；“随俗”意味着遵循习俗中包含的行为规范，而对规范的这种遵循，又以身处一定的社会境域为前提，其逻辑形式可以表达为：如果来到或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境域，便应当遵循该境域所要求的行为规范。类似的情形也存在于其他规范性活动中，如遵守交通规则、遵循生产过程的操作规程、遵循学术规范，等等。在此，规范的作用都以一定的现实关系为背景，其要求分别表现为：如果在某一国家或地区驾车或行走，则应遵守当地的交通规则；如果在一定的生产流水线工作，则应遵循相应的操作规程；如果在某一学术共同体中从事研究活动，就应遵循该共同体的学术规范。不难看到，在“如果—则”的逻辑形式背后，是具有实质意义的存在背景和现实的社会关系；规范的假言形态所折射的，是人的存在的社会性以及规范本身的历史性和具体性。
规范在形式的层面不仅涉及逻辑关系，而且关联着不同的表达方式。首先是语言形式。一般而言，以自觉的方式制定的规范，如法律、法规，不同形式的规定（prescription），技术的规程（如关于如何操作的说明）等，往往较为直接地以语言形式加以表示，事实上，表现为规定（prescription）的规范，常常同时被视为所谓言语行动（speechact）。规范也常常以行为方式、仪式等形式表现出来，在社会历史演进中自发形成的规范，如习俗，便主要以非语言的形式存在，其作用的方式，也更多地诉诸示范、模仿等。另有一些规范，其存在与表达方式呈现较为复杂的特点。以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清议及人物品评、臧否而言，其内容涉及对一定时期有关政事、人物的评价，这种评论对当时相关社会群体（如士大夫）的言行，具有十分重要的约束、影响作用。评论所涉及的虽然是具体的事与人，但其中总是蕴含着某种普遍的价值原则，在评论活动中，这种原则涉及言语，但又不是以明晰的判断、概念形式被表述，它在相当程度上存在于共同的信念之中。如果说，语言从形式的层面表现了规范的普遍性，那么，共同的信念则从实质的意义上体现了规范的社会品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