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社会生活所以可能的条件，规范具有普遍性的品格。一定时代或一定共同体中的规范如果是有效的，便总是对该时代或共同体中不同的个体都具有约束或调节作用。维特根斯坦以遵循规则（followingrule）拒斥私人语言，同时也蕴含着对规范（规则）公共性的肯定。然而，一些哲学家往往未能充分注意规范的这种普遍性品格，在这方面可以一提的是拉孜（）。在考察规则的不同形态时，拉孜对个体规则（personalrule）与社会规则（socialrule）做了区分。[28]这种看法的前提是承认个体规则的存在。事实上，仅仅适用于特定个体的所谓“规则”，常常只是个体对自身的某种自我要求，如规定自己“每天6时起床”“早晨散步半小时”之类，它固然对个体自身的行动也具有某种规范性，但由于仅仅作用于一己之域，缺乏公共、普遍的性质，因而只能视为个体性的计划、决心、作息时间等，而无法归入规范之列。
上述意义中的个体要求、计划，也不同于康德所说的自我立法。康德在道德领域将人的善良意志或实践理性视为道德律的颁布者，但实践理性所立之法，并不仅仅适用于自我，而是应普遍地运用于所有个体。康德所肯定的基本道德法则之一便是：“仅仅这样行动：你所遵循的准则（maxim），同时应当能够成为普遍的法则（universallaw）。”[29]按照康德的看法，“实践领域一切合法性的基础，客观上就在于规则及普遍的形式（theformofuniversality）”[30]。质言之，自我立法完全不同于个体性的要求，道德自律的前提，是确认道德法则的普遍性。康德的这些看法尽管表现出某种以当然为必然的倾向，但同时也从道德实践的视域，注意到了规范的普遍性品格。
规范所内含的普遍性，对人的实践过程具有内在的影响。如前所述，规范通过“应当”或“不应当”等要求，对人的行动加以引导、约束，这种要求在不同的意义上构成了行动的根据或理由：“应当”意味着有理由做某事，“不应当”则为抑制某种行为提供了依据。规范所蕴含的这种理由和根据，不仅依据于实然与必然，而且凝集了类的历史经验，体现了社会的要求，它使个体无需在每一次行动之前都从头重新探索是否应当做，也不必在每一次选择之后再具体的考察应该如何做。与认识论上的一般命题相近，渗入规范的普遍性超越了个别与殊相，涵盖了相关实践领域的不同方面。以规范为依据，个体的行为选择与行为方式既获得了正当性，也避免了不必要的重复，它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行为的经济原则。
以实践为指向，规范同时呈现系统性。不同实践领域中的规范，往往并不是以孤立、单一的形态出现，而是更多地表现为一套系统，从道德规范、法律规范到游戏规则，都呈现这一特点。以棋类游戏而言，如何移动棋子、如何攻击对方，都有一套系统的规则。从整个社会领域看，不同规范系统之间具有不同的权威性。一般来说，法律规范常常居于更高的支配地位：社会领域中的其他规范如果与法律规范相冲突，便难以获得合法性。当然，规范系统之间也具有兼容性，如在不与法律规范冲突的前提下，其他规范（诸如道德、行业规范等）可以为法律规范所兼容。规范的系统性及系统之间的关系，从另一个方面体现了其公共、普遍的社会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