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成己与成物的过程尽管不囿于外在的程序，但又并非不涉及任何形式的方面。成就自我意味着走向理想的人格形态，这里既关乎人格发展的目标（成就什么），又涉及人格成就的方式（如何成就）。从目标的确立，到实现目标的方式与途径之探索，都无法略去形式与程序的方面。儒家在主张成己的同时，又一再要求“立于礼”[33]，这里的“立”便以成己为指向，“礼”则更多地表现为形式层面的规定和要求。成己（立）与礼的联系，从一个方面展示了成己过程与形式、程序等方面的相关性。较之成己，成物展开为更广的意义上的实践过程，其合理性、有效性，也更难以离开形式和程序的规定。就变革自然而言，从生产、劳动过程，到科学研究活动，都包含着技术性的规程。同样，在社会领域，政治、法律、道德等活动，也需要合乎不同形式的程序。现代社会趋向于以法治扬弃人治，而法治之中，便渗入了程序的要求。成己与成物过程中的这种程序之维，首先与规范系统相联系：正是不同形式的规范或规则，赋予相关的知、行过程以程序性。人性能力诚然为成己与成物过程的创造性提供了内在的根据，然而，作为个体的内在规定，人性能力的作用如果离开了规范的制约，往往包含着导向主观化与任意化的可能。成己与成物的过程既要求以人性能力的创造趋向扬弃形式化、程序化的限定，也要求以规范的引导克服人性能力可能蕴含的任意性、主观性。从更广的视域看，人性能力与规范系统的相互制约，无疑为成己与成物过程提供了不同的担保。
创造性与个体性往往难以分离。无论就其指向的目标而言，抑或从具体的过程看，成己与成物都呈现个性化、多样化的特点。自我所追求的，并不是千人一面、整齐划一的人格，同样，人化的自然、社会的实在，也非表现为单一的模式。人性能力在赋予成己与成物过程以创造品格的同时，也为知、行过程的个性化展开提供了前提。然而，与程序化的规定相联系，成己与成物的过程又有普遍的维度。理想的人格以走向自由之境为共同的指向，人化的实在则以合乎人的需要以及合乎人性为其目标。尽管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成己与成物往往具有特定的内涵，但从社会演化的历史方向看，以上的理想和目标无疑体现于成己与成物的不同形态，并构成了其普遍的趋向。成己与成物过程的如上普遍之维，与规范系统的普遍性，显然存在内在的关联。在知、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体现普遍价值理想的规范，总是蕴含着对世界之在以及人自身存在较为恒常的看法，它往往与普遍的价值原则、价值取向相联系，从总的方面规定着成己与成物的目标和方向。同时，规范也每每表现为一般的行为准则或规则，以稳定的方式对相关情境中的行为加以引导，后者从另一个方面担保了知、行活动的普遍性。如果说，人性能力赋予成己与成物过程以个体性、多样性的品格，并由此扬弃了其单一性，那么，规范系统则通过价值理想、价值原则以及行为准则和规则而为这一过程提供了普遍的范导，从而使之避免仅仅流于偶然化和相对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