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当然）与实然的联系，在“应当蕴含能够”（oughtentailscan）中也得到了具体的体现。宽泛而言，“能够做”在逻辑上蕴含三重意义：其一，有能力做，它所涉及的主要是行为者，即一定个体是否具有完成某种行为的能力；其二，能成功地做，这里的“能够”同时关乎更广的背景与条件，如能否驾机起飞，除个体的飞行能力外，还取决于机械、气象等条件；其三，被允许做，其中涉及行为与其他规范系统的关系（是否为具有更广制约作用的规范系统所许可），这里所说的能够，主要侧重于第一重含义。就行为的选择而言，规范所规定的“应当”（做），以相关主体（行为者）“能够”（做）为前提，而能够则意味着具有做某事的能力（ability），这种能力本身又表现为一种事实（实然）：主体（行为者）之具有相关能力，并非基于主观的随意认定，而是呈现为一种现实的存在形态（实然）。当然（规范）与能够（能力）的以上联系，则相应地体现了当然与实然的联系。孟子曾区分了“不能”与“不为”：“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5]“挟泰山而超北海”之所以不能成为“当然”（应当履行的规范），首先就在于它超出了人的能力，“为老者折枝”之所以“应当”成为行为准则，则是因为它处于人的现实能力所及的范围之内；后者以实然（能力可及）为其根据，这一根据在前者之中则付之阙如。
进而言之，在具体的实践领域，规范既本于一定的需要，又常常涉及相关领域特定的行为或活动方式，无论是现实的需要，抑或一定的活动过程，都有其现实的规定性。以需要而言，与主观意义上的欲望不同，它更多地表现为现实关系所规定的客观趋向。同样，不同的活动过程本身内含一定的秩序和结构，后者也是现实的存在，具有实然的性质。规范唯有以这种具有实然性质的秩序与结构为根据，才能有效地引导实践过程。从经济、政治、法律等社会领域的活动，到技术性的操作过程，规范的合理性、有效性都既离不开对现实需要的把握，又以体现相关领域活动的特定秩序和结构为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