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与目的相联系，更多地具有价值的意义，以需要为本，相应地体现了规范的价值根据。事实上，作为当然，规范总是表现为价值领域的规定与准则。然而，价值意义上的当然同时又与本体论意义上的实然和必然难以分离。中国哲学对道的理解，已体现了这一点。在中国哲学中，“道”既被理解为存在的法则，又被视为存在的方式。作为存在的法则，“道”更多地体现了对象性的规定，具有自在的性质。作为存在的方式，“道”又与人相联系，包含为我之维：存在的方式不仅涉及对象如何存在，而且也关联着人本身如何“在”。道作为存在的法则，表现为必然；作为与人相联系的存在方式，则具有当然之意。事实上，在中国哲学中，道既指“必然”，又以“当然”为其内涵。“当然”内在地指向规范系统，后者（规范系统）往往取得理想、规则、程序等形式。在中国哲学看来，对世界的追问，并不仅仅在于揭示存在的必然法则，而且更在于发现、把握人自身如何“在”的方式，当孟子强调“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有道”[3]时，他所说的“道”，便既涉及社会领域的存在法则，又与人如何“在”（人自身存在的方式）相联系。所谓如何“在”，具体包括如何安邦治国、如何变革对象、如何成就自我、如何解决人生的诸问题，等等。
关于必然与当然的关系，王夫之曾从形而上的层面作了具体阐释。在具体分析道的内涵时，王夫之指出：“气化者，气之化也。阴**于太虚絪緼之中，其一阴一阳，或动或静，相与摩**，乘其时位以著其功能，五行万物之融结流止、非潜动植，各自成其条理而不妄，则物有物之道，人有人之道，鬼神有鬼神之道，而知之必明，处之必当，皆循此以为当然之则，于此言之则谓之道。”[4]一阴一阳、气化流行之道，首先表现为内在于事物的必然的法则，它赋予世界以普遍的秩序（使事物各有条理而不妄）；通过揭示必然之道以把握合理的行为方式（所谓“知之明而处之当”），则进一步为实践过程提供了内在的规范，作为规范行为的普遍原则，道同时便获得了当然之则的性质。以存在法则与存在方式的统一为前提，必然同时构成了当然的本体论根据。
从具体的实践领域看，相关规范的形成总是基于现实的存在（实然）以及现实存在所包含的法则（必然），与实然或必然相冲突，便难以成为具有实际引导和约束意义的规范。以现代生活中的交通规则而言，它所调节的，是车辆之间以及车辆与行人之间的关系，其具体规则的形成，则需要考虑不同道路之间的纵横联系、车辆的速度和密度、车辆与道路的关系、人的行为特点，等等。尽管作为当然之则，它具有约定性（如车辆靠左行驶或傍右行驶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往往有不同的约定），但其有效性、合理性最终基于对以上各种状况（实然）以及其间的确定联系（必然）的正确把握。随着现实存在形态的变化，规则系统本身也需要进行相应调整，如高速公路出现之后，有关车辆时速的规则，便需做出某种改变。可以看到，以交通的安全、畅通为目的性指向，作为当然的交通规则系统本身又以实然与必然为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