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什么（todo）与成为什么（tobe）并非彼此分离。人格的塑造、存在形态的成就，与行为方式往往相互联系。就“为仁”而言，以仁为准则塑造自我（获得仁的品格而成为仁者），总是离不开循仁而行（在行动中遵循仁的规范）的过程。同样，一方面，政治、经济、法律、科学等领域的人格形态，往往也与相关规范所制约的行为过程具有一致性。另一方面，在一定规范引导下所成就的人格，又需通过具体的行动得到体现和确证。存在形态上合乎某种规范与行为方式上循乎这种规范，具体地展现了做什么（todo）与成就什么（tobe）之间的内在关联。
以引导行为与成就人为指向，规范内在地蕴含着目的性规定。如前所述，从普遍的层面看，规范根源于成己与成物的历史需要，其功能也体现在为认识世界与认识人自身、变革世界与变革（成就）人自身提供条件与担保。事实上，按其本来形态，规范总是渗入了价值的内涵，其意义在于达到广义的“善”（thegood），后者同时构成了其目的性规定。在道德、法律等领域，与规范相联系的广义之“善”首先表现为行为的正当性或合法性，在变革自然等领域，这种作为目的性规定的“善”又同时涉及行为的有效性。
一些规范初看似乎与目的无直接联系，如习俗所内含的规定、游戏规则，其目的指向往往并不显而易见。但若作进一步的分析，则仍可以发现其目的内蕴。以习俗而言，它在某种意义上包含二重性：作为自发形成、具有规则性（regularity）的现象，习俗呈现近于“自然”对象的特点，也正是基于此，习俗的研究在某些方面往往采取与科学探索相近的描述（description）方式。但习俗同时又构成了一定民族、人群的行为准则，从而具有规范性。作为规范，习俗的意义之一在于实现文化认同和共同体的凝聚，后者（达到文化认同、共同体的凝聚）同时构成了习俗的内在目的。同样，游戏规则也内含自身的目的性规定。以不同形式的竞技、比赛活动而言，其规则既具有建构意义（表现为这类活动所以可能的条件），也以保证活动的秩序性（包括有效地确定优胜者）为目的性指向。
作为价值意义的体现，规范的目的性在更本原的层面涉及人的需要。如前所述，规范以达到广义的“善”（thegood，包括行动的正当性与有效性）为目标，后者本身基于人的需要。从道德实践的领域看，道德规范构成了社会秩序与个体整合所以可能的必要担保，而这种担保之所以必要，又与社会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相联系：如果社会成员之间未能在仁道、正义等基本伦理原则和规范之下合理地处理和定位彼此的关系，并由此形成某种道德秩序，那么，社会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便无法实现。在生活实践展开的过程中，普遍的伦理理想、价值原则、行为规范、评价准则，同时从一个侧面提供了将社会成员凝聚起来的内在力量：为角色、地位、利益所分化的社会成员，常常是在共同的道德理想与原则的影响和制约下，以一种不同于紧张、排斥、对峙的方式，走到一起，共同生活。在这里，社会生活的历史需要，无疑构成了道德规范的内在根据。同样，政治、经济、法律、科学等不同的实践领域，其规范也在相近的意义上形成于相关实践过程的多样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