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的在世过程中，精神世界的不同内涵既相应于人的不同存在形态，也对人展示了不同的存在意义。就其现实性而言，人总是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人的生活过程也具有多方面性，在人生的不同发展阶段与不同生活的不同方面，精神世界或精神之境每每包含不同的内容，后者既具有规范性，也具有适应性。规范性在此意味着对在世方式的引导和存在境域的提升，适应性则往往表现为对生存过程的安顿，这种安顿更多地体现于日用常行之域。作为生命生产与再生产的实现形式，日常生活本身构成了人存在过程的重要方面，与之相适应的精神之境尽管常常呈现自发性，但仍有其自身的意义，儒家所谓日用即道，也包含对以上方面的肯定。同时，就不同的个体而言，其人生目标、价值追求往往具有多样性，在这种多样的取向之后则是不同的精神之境。这些不同的精神之境如果与体现历史发展趋向的价值原则无实质的冲突，则对人的存在也呈现各自的意义。要而言之，在人的成长过程中，既应肯定精神之境的发展、提升，也需要关注精神之境的多样性。
从更深沉的价值层面看，境界或精神世界所指向的，是人之为人的存在意义。事实上，从孟子的反身而乐，到张载的“大其心”、王夫之的成德之境，在境界或精神世界中，意义的理解和把握，都进一步引向了对人自身内在存在意义的思和悟。如本书第一章所论，以存在意义的自我反思为视域，境界或精神世界的核心，集中体现于理想的追求与使命的意识。理想的追求以“人可以期望什么”或“人应当期望什么”为指向，使命的意识则展开为“人应当承担什么”的追问，二者与“人为何而在”的自我反思紧密联系，体现了对人自身存在意义的深沉关切。
张载在要求“大其心”的同时，曾提出如下观念：“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48]这里既体现了理想的追求，又包含内在的使命意识。在张载看来，人为天地之心，民为社会之本，往圣之学体现了文化的精神命脉，天下安平则构成了历史的目标；理想的追求就在于真正确立人在天地之中的价值主导地位，顺应生民的意愿，延续文化的命脉，实现天下的恒久安平；而人的历史使命，便在于化上述理想为社会现实。境界或精神世界在张载那里以“大其心”为其内在前提，而理想追求与使命意识的以上统一，则赋予“大其心”以核心的内涵。
以“应当期望什么”为内容的理想追求，主要从价值目的上展现了对人为何而在的自我反思。从宽泛的层面看，“应当期望什么”的追问所指向的，也就是成己与成物，成己意味着自我通过多方面的发展而走向自由、完美之境；成物则是通过变革世界而使之成为合乎人性需要的存在。在成己与成物的过程中，人既赋予期望与理想以实质的内涵，也使自身的存在获得了内在的意义。这里的存在意义之所以呈现内在的性质，首先便在于成己与成物以人与人的世界自身的完成为指向。换言之，它所体现和确认的，是人自身的目的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