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渗入文明形式相应,日常生活同时具有沟通、连接自然与社会(文明形态)的意义。日常生活既与食色等自然的需要及满足方式相联系,又不限于自然而被赋予人化的形式,这种二重性,使之在超越“天之天”的同时,又在某种程度上沟通了天(自然)与人(社会)。从人的存在看,这种沟通和连接,使天性与德性、感性生命与理性本质的统一,获得了本体论的前提。正是以日常生活中天与人的原始连接为本源,天性包含了向德性发展的根据,德性则在扬弃天性的同时,又避免了因敌视天性而导致人性的异化。同时,日常生活中的人化之维通过习俗、常识、惯例、传统等而得到了多方面的体现;从日常的饮食起居,到社会交往,都可以看到习俗、常识、惯例、传统等的作用。按其实质,习俗、常识等尽管内涵不同,但都从类(超越于个体)的层面凝结了历史发展过程中人对世界的理解和把握,并在不同的程度上表现为社会文化成果的积淀。在谈到礼的起源及功能时,荀子曾指出:“故礼者,养也。君子既得其养,又好其别。曷为别?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40]这里所说的“养”,是指满足人的日常需要,亦即所谓“养人之欲,给人之求”[41],礼本属体制化、规范化的文化形态,但在荀子看来,它一开始便与人的日常需要的满足难以分离;其建构社会伦理秩序的功能,亦本于上述联系(“好其别”以“既得其养”为前提)。这里无疑也体现了天与人的联系。历史地看,以传统、习俗、常识等为调节原理,日常生活在自身延续的同时,也使凝结、沉淀于习俗、常识、惯例、传统、规范等之中的社会文化成果得到了传承;在从一个方面为文化的历史延续和传承提供担保的同时,日常生活本身也既进一步超越了“天之天”,又更具体地沟通了天与人。
以日常生活中存在的自然之维与人化之维的沟通为背景,人与这个世界的疏远性也得到了某种扬弃。作为世界的作用者,人与对象世界往往呈现相分而相对的趋向,而劳动分工所导致的社会分化,则从另一个方面蕴含了人与人之间相互疏离的可能。对象世界与人的相分与人际的疏离,使这个世界容易给人以一种陌生感和异己感,人与世界的关系也相应地可能呈现某种距离性。相形之下,在日常生活中,人的活动往往既涉及外部对象,又处处打上了人化或社会的印记,二者并不彼此排斥。同样,就人与人的关系而言,尽管其中也不乏各种形式的紧张或冲突,但从家庭成员的相处,到朋友、邻里等的交往,日常生活在总体上更多地呈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亲和性。对象世界与人的互融与人际的相和,往往使人“在”世有如在家。这种家园感在克服和消解世界与人之间的陌生性与距离性的同时,也为个体对这个世界的认同和接受提供了本体论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