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乎人道的存在形态，在更内在的层面上表现为有尊严的生活。饮食本来是维持生命的手段，但如果以人格尊严的贬损为获得食物的条件，则人可以拒绝这种食物。《礼记·檀弓下》曾有如下记载：“齐大饥，黔敖为食于路，以待饿者而食之。有饿者，蒙袂辑屦，贸贸然来。黔敖左奉食，右执饮，曰：‘嗟！来食。’扬其目而视之，曰：‘予唯不食嗟来之食，以至于斯也。’从而谢焉，终不食而死。”“嗟”表现为居高临下的怜悯，与之相联系的予人以食，带有施舍、恩赐之意，其中显然缺乏对人格的充分尊重。拒绝嗟来之食，意味着将饮食与人格尊严的维护联系起来。在这里，饮食已不仅仅是维持生命的本能活动，而是与确认人之为人的内在尊严联系在一起，为了维护自身的尊严，人甚至可以选择“不食而死”。从生命存在与人格尊严的关系看，以上立场首先体现了对后者（人格尊严）的关注，这一趋向如果不适当地加以强化，似乎可能使生命存在的内在价值无法得到充分确认。然而，就日常生活的定位而言，作为其基本形式之一的饮食在此又以超越自然或本然的形态而获得了另一种人文意义。
如前所述，在日常生活的层面，生命的维护与生命的延续之间具有相互联系的一面，与之相应，饮食与男女也往往彼此相通。两性之别首先是一种自然的差异，两性之间的关系一开始也呈现自然或本然的性质。在早期的群婚等形态下，人类男女之间的关系与不同性别动物之间的关系，往往具有相近之处。然而，与饮食活动由本能走向人道一致，男女之间的关系也经历了由“野”而“文”的转化。在自然状态下，男女之交，往往呈现无序性，所谓无别而乱。通过婚姻制度的确立，二者之间则渐渐达到别而有序，《礼记》对此做了如下阐释：“昏姻之礼，所以明男女之别也。夫礼，禁乱之所由生，犹坊止水之所自来也。”[37]体现文明形式的婚姻之礼向日常生活的渗入，使男女之间的交往由自然形态下的乱而无别走向了社会之序，日常生活本身也由此从一个方面超越自然而获得了人化（文明）的意义。
以婚姻为形式，男女之间的关系已不限于天道层面的生物学意义，而是同时呈现人道层面的社会性质，传统儒学对后者予以了较多的关注。在谈到婚礼时，《礼记》指出：“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38]这里的“二姓”已非自然的性别，而是涉及不同的家族、社会成员，“宗庙”和“后世”则从不同方面表现了前代与后人之间的历史联系。在这里，男女之间的结合，已被置于社会交往、历史传承的社会背景之中，而两性之间的关系也超越了自然意义上的两情相悦，获得了更广的社会历史内涵。
作为日常生活中的基本关系之一，男女之间的关系在更深刻的意义上表征着人自身在何种程度从“天之天”（自然）走向“人之天”（人化）。马克思曾对此作了具体的论述：“人和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是男女之间的关系。在这种自然的、类的关系中，人同自然界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同自然界的关系，就是他自己的自然的规定。因此，这种关系通过感性的形式，作为一种显而易见的事实，表现出人的本质在何种程度上对人说来成了自然界，或者自然界在何种程度上成了人具有的人的本质。”[39]当男女之间的关系还基于本能的欲望或冲动时，它事实上便没有真正超越自然之域。引申而言，当妇女仅仅被作为买卖或占有的对象时，男女关系也相应地停留在与人性相对的物化层面，其性质也具有自然的性质，后者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本质“对人说来成了自然界”。只有当二者的关系获得文明的、平等的形式时，这种关系才能超越自然之维，真正体现“人的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