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看，社会实在固然体现人的理想、目的，但它同时又总是折射了社会演化的客观需要。以国家而言，其形成既非基于个体或群体的意志，也非仅仅出于少数人的理性设计，而是在更本原的层面与经济的发展、所有制的变迁（首先是私有制的出现）、社会的分化（包括阶级的形成）等相联系，与之伴随的社会差异、冲突，则进一步孕育了产生国家的历史需要。同样，货币这一类体制事实的出现，也源于商品交换关系发展的客观需要。最初的货币或钱并非以赋予某种“纸”以货币的功能这种形式存在，事实上，相对于自觉的功能赋予，一开始其出现更多地具有自发的形态：当物物交易已不适应交换关系发展的需要时，人们便自发地以某种或某几种物为一般等价物，货币便是以此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这种自发性，从另一方面表现了社会实在的自在之维。
前文已提及，突出社会实在的自觉向度一开始便关联着强调意识或意向性的功能。从社会成员间的同意（社会契约论），到集体意向的接受（功能赋予论），意识或意向活动在社会实在中都被赋予重要作用，这种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表现为意向的认同。就其外在形式而言，意向认同更多地与视作或看作（seeas）相联系，在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中，国家便通过意向认同而被“视作”所谓公意或总体意志的代表，在塞尔的功能赋予论中，某种对象（如特定的“纸”）则通过意向认同而被“视作”货币或钱，如此等等。基于意向认同的这种“视作”，涉及的是观念层面的活动；而以此为侧重，则意味着赋予这种观念活动以优先性。
与意向认同相对的是实践认同。意向认同以“视作”为外在形式，实践认同则首先指向实践中的接受和实际的“用”（useas）。社会实在的形成、运作固然涉及观念层面的同意，但同样离不开实践中的“用”。如前所述，从历史的角度看，社会实在往往便源于自发的“用”，而它的现实形态，则更难以与实际的“用”相分离。体制以及体制性的事实本身并不具有生命力，只有在实际的“用”之中，它才获得内在的生命力和现实性的品格。在社会实在的形成与运作过程中，意向认同与实践认同无法截然相分。
可以看到，作为知、行领域的存在，社会实在一方面具有建构的性质，另一方面又表现为自然的历史产物，从而包含自在之维；其形成与运作的过程，同时交错着意向认同与实践认同。就其难以离开人的存在而言，社会实在不同于对象世界；就其通过实践认同而确证自身而言，它又不同于观念世界。在其现实性上，它既形成于人的知、行过程，又构成了人的知、行活动所以可能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