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社会实在建构性的分析，在当代哲学家塞尔那里得到了更具体的体现。塞尔区分了两种事实，即独立于人的事实与依赖于人的事实，社会实在属后者。作为依赖于人的事实，社会实在的形成首先与人的功能赋予或功能指定（theassignmentoffunction）活动相联系。所谓功能赋予，也就是将某种功能加于对象之上，使之获得相应的身份功能或地位功能（statusfunction）。例如，赋予某种特定的“纸”以一般等价物的功能，使之成为货币或钱，而货币或钱便是一种社会实在。与功能赋予相关的是集体意向（collectiveintentionality），它具体表现为共同体中的彼此同意或接受。以货币或钱而言，如果某种“纸”被赋予货币或钱的功能，而这种功能又得到了集体的接受和认同，它便实际地成为货币或钱。塞尔将以上过程视为社会实在或体制性事实形成的过程，并着重强调了其建构性。[44]
相对于社会契约论之首先指向宏观的社会领域（国家），塞尔的功能赋予论同时兼及多样的体制事实，不过，尽管有不同的侧重，但二者在将社会实在理解为人的建构这一点上，无疑有相通之处。以建构或构造为形式，突出的主要是社会实在形成过程中的自觉之维及意识的作用。无论是个人权利的让渡，抑或功能的赋予，都表现为自觉的、有意而为之的活动，而行为的这种自觉性质，又首先与意识过程相联系：契约的达成，以自愿的同意为前提；而功能赋予则更直接地涉及集体意向。
作为知、行领域中的对象，社会实在的形成无疑难以离开人的自觉活动。与广义的人化之物一样，社会实在也体现了人的不同理想，其形成过程既处处渗入了人的目的、意向，也包含着理性的思虑、规划，等等。从国家等政治机构，到货币等具体对象，它们的产生、运作都涉及以上方面。人的活动与社会实在的这种联系，使后者（社会实在）不仅具有一般意义上的“为我”形式，而且被赋予自觉的形态。就此而言，社会契约论、功能赋予论对社会实在、体制事实的理解，并非一无所见。
然而，将社会实在仅仅视为人的有意建构或自觉构造的产物，则显然未能完全把握问题的实质。人固然在社会历史领域进行自觉的活动和创造，但这种活动本身并未完全与自在或自然之域相分离。以劳动这一实践活动的基本形式而言，其前提是“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45]，作为人和自然之间的以上互动，劳动过程显然也渗入了自然及自在之维。同时，人的创造又是基于一定的条件和背景，后者（创造的条件与背景）并非出于人的任意选择。马克思已指出了这一点：“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46]人的创造条件的这种既定性、不可选择性，不仅仅在消极的层面构成了创造活动的限制，而且在更深沉的意义上展示了与自觉建构相对的另一面：它表明，社会实在总是具有自在的性质。正是后者（自在性），使社会实在同时表现为“一种自然历史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