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对象世界，日常生活与社会领域无疑具有更切近的联系。事实上，一些哲学家往往将生活世界理解为社会实在的主要形态。[43]不过，从更广的视域看，社会实在并不限于日常的生活世界，它有着更为多样和丰富的内容。当我们由化“天之天”（本然之物）为“人之天”（为我之物）、扬弃日常生活的自在性进一步考察意义世界的现实形态时，社会实在便成为无法忽视的对象。
作为社会领域的存在形态，社会实在不同于自然对象的特点，首先在于其形成、作用都与人自身之“在”相联系。自然对象在进入意义之域以前，以本然性为其自在规定：无论从逻辑角度抑或历史之维看，在自然之域，对象可以“在”知、行之域以外而不向人呈现其意义；换言之，其存在与其意义可以不彼此重合。社会实在则并不具有以上论域中的本然性：社会领域中的事物或实在本身形成并存在于人的知、行过程，从而，其存在与其意义难以分离。
在宽泛的意义上，社会实在包括日常生活，但从更实质的层面考察，社会实在则以体制、组织、交往共同体以及与之相关的活动过程和存在形态为其形式。日常生活作为个体生命生产与再生产的条件，既包含自然之维，又具有某种松散性；相形之下，以体制（institution）、组织（organization）等为形式的社会实在则更多地展示了社会历史的内涵，并呈现更为稳定的特点。从其具体形态看，后一意义上的社会实在（体制、组织等形态）涉及经济、政治、法律、军事、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以现代社会而言，在经济领域，从生产到流通，从贸易到金融，存在着工厂、公司、商场、银行等各种形式的经济组织；在政治、法律领域，有国家、政党、政府、立法机构、司法机关等体制；在军事领域，有军队及民兵等正规或非正规的武装组织；在教育领域，有大、中、小学，成人学校等各类教育、培训机构；在文化领域，有出版社、报刊、媒体、剧团、各种文学艺术的协会等组织和机构；在科学研究领域，有研究所或研究院、学术刊物、各类学会等组织形式，如此等等。
以体制、社会组织等为形式，社会实在与人的理想、观念、实践活动无疑息息相关。从宏观的社会历史层面看，尽管对个体、群体或理想观念、物质力量的定位存在不同的理解，但无论是强调个体的作用，抑或突出群体的功能；无论是侧重于理想、观念，抑或关注经济、政治等活动，都在不同意义上意味着确认人在社会实在形成、变迁过程中的作用。社会实在与人的这种联系，使之呈现某种建构性，后者在不同的社会理论中也得到了体现。这里可以一提的是社会契约论。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理论，契约论首先旨在解释国家的起源。以卢梭的契约论而言，基于天赋人权等预设，国家的起源被理解为个体权利让渡的结果：个人将自身的权利转让给代表公意的政治机构，国家则由此而形成。不难看到，作为社会实在的国家，在此主要被视为人与人之间彼此相商、妥协（让渡本身包含妥协）的产物，这一过程同时呈现出建构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