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哲学史上看，对意义世界所涉及的为我之物与自在之物之间的如上关系，往往存在不同的理解。这里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康德的思路。众所周知，康德区分了现象与物自体，前者（现象）与人的感性直观相联系，从而具有“为我”的性质，后者（物自体）则有其复杂性。一方面，就其在现象之外而言，物自体表现出自在的性质；但另一方面，它又在认识领域被理解为现象之源，在实践领域被预设为道德实践的形上根据，就此而言，它无疑又具有“为我”的一面。从以上方面看，康德似乎注意到了自在与为我之间的联系。然而，康德同时又强调现象虽以物自体为源，但却不同于物自体的真实形态，在此意义上，它在实质上被仅仅或主要规定为“为我”之物；物自体虽为现象之源，但它本身却被规定为人永远无法达到的对象，从而在实质上以“自在”性为全部存在品格。现象与物自体之间的如上界限，同时也使存在的“自在”之维与“为我”之维彼此分离。
相对于康德哲学的二重性，另一些哲学家更多地强调了人化世界的“为我”性质。在这方面，王阳明的心学似乎具有某种代表性。前文曾提及，在心物关系上，王阳明提出了一个著名命题，即“意之所在便是物”[9]。此处之物不同于本然的存在，本然的存在总是外在于人的意识（未为主体所作用），作为“意之所在”的物，则是已为意识所作用并进入意识之域的存在。“意之所在即为物”，并不是意识在外部时空中构造一个物理世界，而是通过心体的外化（意向活动）赋予存在以某种意义，并由此建构主体的意义世界。王阳明注意到了意义世界的建构总是离不开人的作用，但由此又断言“无心外之物”[10]，显然对这一世界的自在之维未能给予必要的承诺。
类似的倾向也存在于实用主义之中。实用主义的基本特点之一，在于从价值意义等方面理解存在。这种看法无疑有见于现实的存在不能略去价值规定，从某种意义上说，实用主义学说在本体论上的意义，首先便在于以强化的形式，突出了事物的现实形态难以隔绝于其价值意义。然而，在肯定具体事物包含价值规定的同时，实用主义往往由确认事物与人的联系（事物的人化之维）而弱化乃至忽视事物的自在性或独立性；詹姆士的如下论点，便表明了这一点：“如果说人的思维以外还有任何‘独立’的实在，这种实在是很难找到的。”“这种所谓实在，绝对是哑的，虚幻的，不过是我们想象的极限。”[11]不难看到，在实用主义那里，意义世界的“为我”之维与事物的自在性似乎呈现互不相容的关系；这种看法显然难以真正达到存在的现实形态。[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