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人化世界的意义之源，人的创造性和人的本质力量首先以人性能力为其表现形式。前文已论及，人性能力与人的知、行活动之间存在互动的关系，人性能力的形成与发展以知、行活动的历史展开为背景，知、行活动本身又离不开一定历史阶段所达到的人性能力，二者统一于敞开和变革世界的现实过程。作为知、行活动的前提，人性能力同时构成了意义世界所以可能的内在条件。人对世界的认识与变革总是既基于一定的历史背景，又相应于人性能力的不同发展形态，本然之物的人化程度，也与人性能力的发展程度具有一致性。从类的历史发展看，当人超越了对外部世界本能性的适应而形成改变世界的最初能力时，真正意义上的属人的世界便开始诞生。人类的渔猎不同于动物丛林中的弱肉强食之处，首先在于它以人对世界的认识和理解为前提，而后者又基于并具体地融合于人性能力。与人性能力的发展相联系，人改变世界的深度和广度，也不断地发生变化。
从“天之天”走向“人之天”，同时又源于人的不同理想。与人性能力相近，理想本身形成于敞开和变革世界的过程，它既体现了人的目的和要求，也以现实世界提供的可能为根据；作为尚未达到而希望达到的目标，理想具有“当然”的性质，它在形成之后，总是引导和制约着知与行的过程，从而呈现规范的功能。以世界的变革和价值的创造为指向，化本然之物为为我之物的过程，同时表现为化理想为现实的过程，意义世界则是以上过程的历史产物。
前文已论及，人性能力的作用往往通过意识过程、心理定势等得到体现，就此而言，它与中国哲学所说的“心”有着更切近的关系；理想则既作为目标赋予人的知与行以方向性，又通过化为具体的规划、蓝图而引导、规范着这一过程，从而近于“当然”意义上的“理”；与以上二者相对，本然世界可以视为广义的“物”。在知、行过程的历史展开中，心、物、理交互作用，推动着本然之物向为我之物的转换。为我之物可以看作是意义世界的现实形态，在这一意义上，心、物、理之间基于实践的互动，同时也构成了意义世界形成的前提。
作为意义世界的外在形式，为我之物无疑是对本然之物的超越，但二者的区分并不具有绝对的性质。一方面，本然之物诚然尚未向人敞开，但尚未敞开并不意味着永远自我封闭，从本体论上看，本然之物总是包含着向为我之物转换的可能，它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潜在的为我之物。另一方面，为我之物作为进入知、行领域的存在，固然已扬弃了本然的形态，但对它的敞开与变革，并不意味着改变其实在性。在获得现实形态与价值意义的同时，为我之物的物理、化学等属性仍有不依赖于人的意识及其活动的一面，这种不依赖人的规定，显然包含着某种“自在”性。与之相应，自在之物与为我之物之间不存在无法逾越的鸿沟，二者之间的界限具有可变动性。在知、行过程的历史展开中，人化的领域总是不断向本然的领域扩展。自在之物与为我之物的以上联系，同时表现为二者之间的连续性。黑格尔曾认为，自然“预示着精神”[8]。在黑格尔那里，自然既表现为绝对理念的外化，又构成了从绝对理念向精神发展的中介，这种逻辑的推绎无疑具有抽象性和思辨性，但如果将精神与人的存在及为我之域联系起来，则所谓自然预示着精神，似乎也包含天与人、自在与为我之间具有连续性之意。历史地看，人作为意义主体，其存在本身以本然世界之“在”为本体论的前提，这一事实既决定了人在走出自然的同时难以割断与自然的联系，也规定了为我之域与自在之域无法截然相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