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物”与人的关联中，“事”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这里所说的“事”，大致包含二重含义，从静态看，“事”可以视为进入知、行之域的“物”；就动态言，“事”则可以理解为广义之行以及与知相联系的活动，所谓“事者，为也。”[5]前者涉及与人照面或内在于人的活动之中的事物，后者则可进一步引向事件、事情、事务，等等。在现代哲学中，事件往往被区分为心理事件与物理事件：某时某地火山喷发或地震，这是物理事件；某人在某时某地想象火山喷发或地震，则属心理事件。从成物的视域看，可以将事件区分为自然的事件与非自然的事件：洪水泛滥，是自然的事件；抗洪救灾，则是非自然的事件。与“物”相对的动态之“事”，主要与后者（非自然的事件）相联系，“物”与人的联系，也是通过这一意义上的“事”而建立的：正是在“事”或知、行过程的展开中，“物”扬弃了本然形态而进入人化之域。
中国哲学很早已注意到“物”与“事”之间的联系。在谈到如何合于道时，《大学》指出：“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物有本末”是从本体论上说，着重于“物”的存在形态或本体论结构；“事有终始”则是就人的活动而言，主要侧重于实践的秩序。在这里，“物”的本体论结构与“事”的实践秩序被视为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而对这种结构和秩序的把握，则同时被理解为一个合乎道的过程。这种看法既展示了本体论的视域，又体现了实践的智慧，它从本原的层面确认了“物”与“事”的统一。“事”与“物”的如上统一，在尔后的中国哲学中得到了更明确地肯定。郑玄在界说《大学》中的“物”时，便认为：“物，犹事也”[6]。这一界定一再为后起的哲学家所认同，朱熹在《大学章句》中，便上承了对物的如上界说。王阳明也认为：“物即事也。”[7]王夫之对此作了更深刻的阐释：“物，谓事也，事不成之谓无物。”[8]所谓“事不成”则无物，既指只有通过人的活动（“为”），才能实现从“天之天”到“人之天”的转换（形成人化之物）[9]，又意味着物的意义唯有在人的知、行活动中才可能呈现。在这里，《大学》从本体论结构与实践秩序上界定“物”与“事”的关系这一思路，无疑得到了进一步的展开。事实上，从《易传》的“开物成务”[10]，到《考工记》的“智者创物，巧者述之”，都可以看到将“物”置于人的活动中加以理解的进路：“务”属人之“事”，“成务”以人的作用和活动（人之所“为”、所“作”）为具体内容，而物的变革（开物）则同时展开为成务的过程。与之一致，“创物”意味着按人的需要和理想成就相关之“物”，“述之”则是对这一过程的把握和承继、延续。不难看到，这里所体现的，是引物（本然对象）入事（人的活动）、以事开（创）物。相应于“物”与“事”的如上联结，“物”本身展示了本体论、价值论、认识论等多方面的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