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人的以上视域，在中国哲学中首先与人禽之辨相联系。人禽之辨发端于先秦，其内在旨趣在于把握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所在，事实上，“人禽之辨”所指向的，即是“人禽之别”。就其以人之为人的根本规定为关切之点而言，“人禽之辨”所要解决的，也就是“人是什么”的问题。历史地看，中国古代的哲学家，也主要是从这一角度展开人禽之辨。孔子曾指出：“鸟兽不可以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1]在这里，他首先把人和鸟兽区别开来：鸟兽作为动物，是人之外的另一类存在，人无法与不同类的鸟兽共同生活，而只能与人类同伴（斯人之徒）交往。“人禽之辨”在此便侧重于人和动物（鸟兽）之间的分别。
人禽之辨关乎对人的认识，在中国哲学中，这种认识也就是与“成人”相联系的“知人”。孔子的学生曾一再地追问何为“仁”、何为“知”。关于何为“知”，孔子的回答便十分直截了当，即：“知人”。在孔子看来，“知”的内涵首先就体现于“知人”。这里的“知人”既涉及前文所说的人禽之辨，又在引申的意义上关乎人伦关系的把握。人伦（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展开于不同的层面，从家庭之中的亲子（父母和子女）、兄弟，到社会领域的君臣、朋友，等等，都体现为广义的人伦，“知人”一方面需要理解人不同于禽兽的根本之所在，另一方面则应把握基本的人伦关系。
作为人禽之辨的引申并与成人过程相联系的“知人”，在中国哲学中常常又与“为己之学”联系在一起。这里又涉及“学”的问题。孔子曾区分了“为己之学”与“为人之学”：“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2]这里的“古”“今”不仅仅是时间概念，在更内在的层面，二者展现的是理想形态和现实形态之别：“古”在此便指理想或完美的社会形态，其特点在于注重并践行“为己之学”。此所谓“为己”，并不是在利益的关系上追逐个人私利，而是以人格上的自我完成、自我充实、自我提升为指向。质言之，这一意义上的“学”，旨在提升自我、完成自我，可以视为成己之学或成就人自身之学。与此相对的“为人”，则是为获得他人的赞誉而“学”，也就是说，其言与行都形之于外，主要做给别人看。不难看到，在区分“为人之学”与“为己之学”的背后，是对成就人自身的关注。
以“为己”“成己”为目标的“学”，在中国哲学中同时被赋予过程的性质。在《劝学》中，荀子开宗明义便指出：“学不可以已”。“不可以已”，意味着“学”是不断延续、没有止境的过程。作为过程，“学”又展开为不同阶段，与之相应的是人成就自身的不同目标。荀子对此也做了具体的考察。他曾自设问答：“学恶乎始？恶乎终？”“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3]这里，荀子区分了学以成人的两种形态，其一是士，其二为圣人，学的过程则具体表现为从成就“士”出发，走向成就圣人。作为“学”之初始目标的“士”，关乎一定的社会身份、文化修养：所谓“士”，也就是具有相当文化修养和知识积累的社会阶层。从人的发展看，具有知识积累、文化修养，意味着已经超越了蒙昧或自然的状态，达到了自觉或文明化的存在形态。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所谓“文野之别”。这里的“野”即前文明的状态，“文”则指文明化的形态。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所追求的就是由“野”而“文”。荀子所谓“始乎为士”中的“士”，首先便可以理解为由“野”而“文”的存在形态：对荀子而言，“学”以成人的第一步，便是从前文明（“野”）走向文明化（“文”）。“士”在此具有某种象征的意义：作为受过教育、具有文化修养和知识积累的社会成员，他同时体现了人由“野”而“文”的转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