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里斯在研究指号（sign）意义时，曾区分了语义学（semantics）、语用学（pragmatics）和语形学（syntactics）。语义学研究的是指号与指号所涉及的对象之间的关系，语用学研究的是指号和解释者之间的关系，语形学研究的则是不同指号之间的关系。[30]莫里斯所说的指号包括语言，从语言的层面看，以上区分无疑注意到了语言意义的不同侧面，并为语言意义的研究展示了多重维度。不过，它同时似乎又表现了一种趋向，即把语义、语形与人分离开来，仅仅在语用的层面，肯定语言意义与人的关联。而且，即使在这一层面，也单纯地从解释的角度规定意义与人的关系。事实上，就其现实形态而言，无论在语用的层面，抑或语形或语义之维，语言意义的生成，都无法离开人的知、行过程。诚然，从语义看，语言符号的内涵涉及符号与对象的关系，同时，以不同的名分别把握不同的对象，也有其本体论的根据：通过不同的名将对象区分开来，从而超越混沌的形态，是以对象之间本身存在内在的差异为前提的；唯有事物本身具有可分性，以名辨物才成为可能。然而，以何种符号来指称或表示对象，则是在变革世界（成物）与变革自我（成己）的历史过程中约定的。同时，也正是在这一过程的历史展开中，语言符号与所指对象的关系逐渐确定化、稳定化，并取得了巴尔特所谓“自然化”的性质。[31]在这里，语义的生成显然不仅仅涉及符号与对象的关系，而是具体展开为符号、对象与人的知、行过程之间的互动。进而言之，符号与它所指称的对象之间的联系，本身也是在人的知、行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就语言符号之间的关系（语形之维）而言，其意义诚然首先涉及与指称相对的含义，然而，从实质的层面看，语言符号在含义上的差异，与人的存在同样难以分离。以前文提及的“暮星”与“晨星”来说，二者含义的差异，唯有对作为“类”的人及其活动才有意义：同一对象（金星）之获得“晨星”和“暮星”的不同含义，在相当程度上乃是基于人的生活实践，包括人类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日出（晨）而作、日入（暮）而息的劳动和生活方式。最后，语言符号和解释者之间的关系（语用之维），更直接的表现了语言意义与人的不可分离性。当然，二者的这种相关，并不仅仅囿于解释，事实上，解释本身总是发生、展开于更广的意义上的知、行过程，并以人与世界在不同条件下的交互作用为具体背景。当后期维特根斯坦肯定语词的意义在于运用时，他无疑也注意到了语言符号的意义与人的生活、实践过程之间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