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人不同于物的存在方式，成己与成物的过程既敞开了世界，又在世界之上打上人的各种印记，由此形成了不同形式的意义之域。宽泛而言，意义之域也就是进入人的知、行领域的存在形态，它可以表现为具体的实在，也可以取得观念的形式。与意义之域相对的是非意义之域。这里需要对非意义（non-meaning）与无意义（meaningless）作一区分。无意义本身是意义之域的现象，它或者表现为无法理解意义上的“无意义”，或者呈现为无价值意义上的“无意义”，这种“无意义”乃是相对于意义之域中的“有意义”形态而言，是意义之域中的“无意义”。与之不同，“非意义”本质上不属于意义之域，它可以广义地理解为尚未进入人的知、行领域的存在。作为还未与人照面的对象，这一类的存在还处于意义领域之外，关于它们，既不发生意义的问题，也不发生无意义的问题。
在当代哲学中，海德格尔对意义与“此在”的关系做了较多的考察。按他的理解，“意义是此在的一种生存性（existential）品格，而不是附着于存在（beings）的属性（这种属性隐藏于存在之后，或作为两端之域浮**于某处）”。[2]这里的此在首先指个体的存在，生存性则与个体的生存活动相关。与之相对的存在属性，主要表现为对象性的规定，它外在于人的存在过程而蕴含于对象之中。对海德格尔而言，意义并不是单纯的对象性规定，它本质上发生于个体的存在过程。个体的存在过程同时又被理解为一个筹划或规划（project）的过程，筹划或规划以人的自我设定、自我实现为指向，它意味着通过人的生存活动化可能的存在为现实的存在。正是以此为视域，海德格尔进一步将意义与人的筹划活动联系起来，并强调筹划就在于敞开可能性。[3]
海德格尔的以上看法，无疑已注意到意义的发生无法离开人自身之“在”。不过，如上所述，海德格尔所理解的人，主要是作为此在的个体，与之相关的人之“在”，则首先是个体的生存。事实上，前文提及的此在的“生存性”，便以个体的生存为内容。对意义与个体生存的这种关联，海德格尔并不讳言，在他看来，意义现象即“植根于此在的生存结构”。[4]从成己与成物的维度看，个体的生存所涉及的，主要是成己之域。同时，成己的过程包含与认识自己和成就自己相关的多重内容，个体的生存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将关注之点指向个体生存，意味着把意义主要限定于单向度的成己过程。更需提及的是，在海德格尔那里，与现象学的哲学背景及突出此在的生存性相应，意义的问题往往与个体生存过程中畏、烦等内在体验相联系，从而在实质上更多地涉及观念之域。如后文将进一步讨论的，从现实的层面看，人的存在境域不仅以成己（认识自己与成就自己）为指向，而且展开为一个广义的成物（认识世界与变革世界）过程，后者既体现了人的实践品格，也在更深和更广的层面构成了意义的现实之源和历史根据。海德格尔由此在的生存理解意义的“意义”，诚然有见于意义的生成与此在的相关性，但同时又将成物（认识世界与变革世界）的过程置于视野之外，并着重强调了与畏、烦等内在体验相涉的观念之维，从而未能真切地把握意义的生成与人的存在之间的现实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