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之洛克、休谟等对人类理解的研究，康德从更广的侧面考察了普遍必然的知识何以可能的条件，不过，从总体上看，相对于洛克、休谟等联系人的意识活动探讨知识的发生过程，康德所着重的，是逻辑、先天层面的条件，如时空的直观形式、纯粹知性范畴，等等，对实质意义上的人性能力，他似乎未给予充分注意。康德固然也谈到直观、统觉、想象以及伦理学上的自我立法，但对这些认识和伦理环节，他所注意的首先也是其先天的、形式的条件。以统觉而言，这种活动本来与思维过程（“我思”）相联系，具有综合的性质，但康德同时区分了经验自我与先验自我，而作为统觉或“我思”主体的先验自我，则被赋予先天、普遍的形式。同样，对于直观，康德更多地关注其所以可能的普遍时空形式。想象力在康德那里似乎呈现更为复杂的形态。如后文将论及的，从某些方面看，康德也将想象力理解为人的认识功能，肯定想象是“心灵的基本能力之一”[7]，但他同时又强调，想象的综合是一切可能知识的“纯粹形式”[8]。与此相一致，康德进一步把想象力与图式或图形联系起来。[9]图形既有“形”的一面，从而与感性相关；又内含普遍的结构，从而具有先天的、逻辑的意义，后者从另一个方面凸显了想象力的形式之维。在道德实践领域，康德诚然肯定了主体能够自我立法，但这种立法同时又以克服、净化各种经验情感、感性偏向（inclination）为前提，作为立法主体的善良意志在实质上表现为理性化的意志，后者同样首先被赋予形式的意义。形式与实质、先验与经验的划界，构成了康德哲学的特点之一。对康德而言，从实质层面考察人性能力，似乎便意味着限于或陷入经验之域，难以达到先验意义上的普遍必然。[10]
从抽象的逻辑回到具体的现实、从形式的结构回到实质的存在过程，人性能力便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在这方面，马克思的有关看法无疑更为值得注意。马克思曾区分了必然的领域（realmofnecessity）与自由的领域（realmoffreedom），并指出，“只有在这个领域（指必然的领域——引者）的彼岸，以本身作为目的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领域，方才开始”[11]。这里特别应当关注的是“以本身作为目的的人类能力”（humancapacitywhichisanenditself）这一提法[12]，“以本身作为目的”或作为目的本身，意味着赋予人的能力以目的性规定，后者既有本体论意义，又包含价值论意蕴。从本体论的层面看，“以本身作为目的”表明人的能力与人自身之“在”难以分离：作为目的性规定，它融入于人的整个存在，并以不同于外在关系的形式体现了人的存在特征；从价值的层面看，“以本身作为目的”则表明人的能力不同于单纯的手段或工具，作为目的自身，它具有内在价值。质言之，在作为目的本身的人性能力中，人的本质力量得到具体的体现。
当然，能力对工具性的扬弃，并不意味着它与工具性的活动没有联系。历史地看，人的能力的形成，与人制造并运用工具的活动难以分离。事实上，正是在制造与运用工具的过程中，人才逐渐获得了不同于动物的能力，并展示了其内在的本质力量。从类的历史演进看，人的能力的发展，也离不开以上过程的发展。作为一种具有综合意义的活动，工具的制造与运用涉及多重方面，它既促进了人的逻辑思维、想象、直观等能力的发展，并相应地提升了人得其真（认识对象）、明其善（价值评价）等能力，也深刻地影响着人变革世界的实践活动：它在推进实践过程向深度和广度展开的同时，也实质性地提升了人自身的实践能力。
可以看到，作为成己与成物所以可能的内在条件，人性能力既不同于抽象的逻辑或先验形式，也有别于单纯的意识或心理功能。以自身为目的，它体现了本体论规定与价值内涵的统一，这种统一同时在更深沉的意义上表明，人性能力既构成了认识世界与改变世界（成物）、认识自我与改变自我（成己）的前提，也从一个方面赋予这一过程以方向性：当马克思把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与“真正的自由领域”联系起来时，无疑将“人类能力的发展”同时视为认识世界与改变世界（成物）、认识自我与改变自我（成己）的内在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