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泛而言，所谓能力，首先是指人在广义的知、行过程中所展示的现实力量，它体现于成己与成物的各个方面，表现为人把握和变革世界、把握和变革人自身的不同功能和作用。以现实的知、行活动为指向，人的能力既渗入能知与所知的交互作用，也呈现于具体的实践过程；知、行过程所达到的深度与广度，总是相应于人的不同能力。可以看到，在其现实性上，人的能力构成了认识世界与改变世界（成物）、认识自我与改变自我（成己）所以可能的内在条件。[1]人的这种能力不同于外在的形式，它始终与人同在并融入于人的整个存在形态，从而构成了具有本体论意义的规定。以“人性”规定人的这种能力，既在于它体现了人的本质力量，也以其所内含的本体论性质为根据。总起来，所谓人性能力，可以理解为内在于人（与人同在）的本质力量，这种本质力量既是成己与成物所以可能的前提，又在成己与成物的过程中得到现实确证。[2]
与成己与成物的过程性相联系，人性能力本身也具有生成的性质，后者涉及已有的知识背景、思维方式与人性能力之间的互动。能力并不仅仅是一种抽象的心理或意识属性，它总是基于业已达到的认识境域，并受一定思维方式的制约。无论就把握世界的方面而言，抑或从变革世界的维度看，能知都无法离开已知（广义的认识成果）。[3]质言之，一方面，已有认识成果、思维方式的把握，是形成、提升人性能力的必要条件。后者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人性能力的社会性质。另一方面，认识成果及思维方式如果离开了实际的运用过程，往往仅呈现可能的形态；正是在本于人性能力的知、行过程中，思维方法、认识成果获得了现实的生命和意义。可以看到，人性能力既以已有的认识成果、思维方式为其前提，又赋予后者以现实的品格和具体的生命。
从哲学史上看，亚里士多德曾区分了理论、实践、生产或制作（productive）等不同的思想与知识形态。[4]在知识的这种区分之后，实质上是能力的区分：知识的以上分类即相应于人的不同能力。事实上，亚里士多德在《尼可马科伦理学》中，已将人的能力与人的知、行过程结合起来。[5]同时，亚里士多德对德性（aréte）给予特别的关注，在他那里，德性不仅仅是狭义上的道德品格，而是首先表现为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存在规定，作为知、行过程的内在条件，人的能力同时被赋予某种德性的意义，并相应地获得了本体论的性质。
近代哲学家在关注认识过程的同时，对与之相关的人类能力也做了多方面的考察。从莱布尼茨到洛克，从斯宾诺莎到休谟，人类理解（humanunderstanding）成为这一时期哲学家讨论的中心论题之一。这里的人类理解，既与知识形态相联系，也涉及达到一定知识形态的认识能力，事实上，在人类理解这一论题下，哲学家确乎从不同的立场、视域出发，对人的认识能力做了具体的审察。这种审察注意到了认识的发生离不开一定的内在条件，而后者（内在条件）又在不同的意义上与人自身的存在联系在一起，所谓人类理解（humanunderstanding），便强调了“理解”与人之“在”的关联。当然，在关注人类理解能力的同时，近代哲学家又主要限定于“知”这一领域[6]，并往往分别突出了感知、理性等特定的方面，从而在二重意义上对人性能力做了狭隘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