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格纳在讨论从使用价值到价值的过渡时说：“人的自然愿望，是要清楚地认识和了解内部和外部的财物对他的需要的关系。这是通过估价（价值的估价）来进行的，通过这种估价，财物或外界物被赋予价值，而价值是计量的。”[29]在瓦格纳的这一表述中，有个前提性的设定，人的需要，他正是从人的需要出发来论证使用价值通过估价推导出价值的。
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人的需要是其理论的前提。詹姆斯·穆勒在界定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时认为：“政治经济学……有两个重大目的，即社会的消费和满足消费的供给。”[30]消费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因此，“需要是生产的原因，是生产的主人和指导者”[31]。斯密以分工作为理论的起点时，指向的正是为了最大可能地满足人们的需要，并认为交换就源自于人的原始需要。“在一个政治修明的社会里，造成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情况的，是各行各业的产量由于分工而大增。……别人所需的物品，他能予以充分供给；他自身所需的，别人亦能予以充分供给。于是，社会各阶级普遍富裕。”[32]需要以及满足需要的物质生产的最大化，这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起点。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实际上深受上述设定的影响，并将之上升到人类学意义上的生产逻辑的高度。针对青年黑格尔派从观念出发的历史观，马克思指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切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33]马克思的这一界定，强调人的需要及其满足是推动物质生产的动力，这种设定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前提非常相似。但如果仅停留于这个层面，马克思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就无法区别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