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构成了一个自律的、相互指涉的世界，这个世界何以具有如此的魔力，让人沉沦其中而难以自拔？为什么人们好像被这个世界中看不见、摸不着的“幽灵”所牵引，不自觉地膜拜于商品—物之前？或者说，什么是商品—物的世界中的“幽灵”？
在这一节的开始，马克思就指出：“最初一看，商品好像是一种简单而平凡的东西。对商品的分析表明，它却是一种很古怪的东西，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3]马克思以桌子这种商品为例指出，这种怪诞性在于：当桌子还是木头时，还是一个普通的可感觉的物，但是当桌子一旦作为商品出现，就转化为一个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可感觉指的是商品的有用性，即桌子作为可用的家具，是能够被看得见、摸得着的；超感觉指的是商品的价值规定性，商品的价值以及由商品的交换所带来的价值关系，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而在资本主义社会，正是这种看不见、摸不着，但又化身为物的“幽灵”决定了一切。正是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幽灵”，改变了作为商品的物的存在方式，它表征着商品的神秘性质。
商品的这种神秘性如果与商品的有用性无关，那就只能与商品的价值规定有关。根据马克思之前的讨论，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决定的。在人们创造价值的劳动中，存在着劳动的二重性：一是与商品的有用性相关的具体劳动，二是体现为劳动力耗费的抽象劳动。具体劳动即生产特定使用价值的劳动之间存在着差别，比如织布工的劳动与咖啡工人制作咖啡的劳动就不相同。抽象劳动创造价值，商品的神秘性质不是来源于价值规定的内容：第一，任何劳动都是人体机能的耗费，虽然具体劳动有着质的差异；第二，决定价值量的东西，即劳动时间，本身也可以度量的，没有什么神秘性。那么，商品的神秘性、商品的“幽灵”源自何处？马克思指出：是商品形式本身。“人类劳动的等同性，取得了劳动产品的等同的价值对象性这种物的形式；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取得了劳动产品的价值量的形式；最后，生产者的劳动的那些社会规定借以实现的生产者关系，取得了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的形式。”[4]人类劳动的等同性，就是抽离了劳动的各种不同的特征，使之同质化；只有劳动实现了同质化，才可能以机械劳动时间来度量各种不同的劳动，以确定价值量；人们根据价值量来交换劳动产品，人与物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随之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这种关系获得了“社会关系的形式”。上述这些环节的实现，一个根本的前提就是商品生产的普遍化，即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确立。商品交换的抽象化过程，实际上是社会关系的抽象化过程，因此，商品的“幽灵”源自于社会关系的抽象化与形式化，而这种抽象化与形式化同样是每个人的日常生活的过程。只有在这样的契合中，人才能无意识地成为商品的膜拜者。
这个无意识的膜拜过程，与人在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抽象化与形式化有关。随着商品交换的普遍化，人的需要的满足都是通过商品交换来实现的。在商品交换的过程中，人与物都经历了多重的抽象化与形式化过程，这个过程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的特点。从物的存在方式来看：首先，物成为商品，就意味着物的具体特质被抽象，这个空洞的物成为价值的载体；其次，当物成为价值的载体时，价值之间的关系就可以通过价值量来表现，被抽象了的物与物的关系变成了数与数之间的关系，这不仅是抽象化的过程，而且成为形式化的过程；最后，物的这种数量关系体现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因此，它既以形式化的社会关系为前提，又体现了形式化的社会关系。从人的存在方式来说：首先，人变成了可交换的商品，这就与商品具有了相同的特质；其次，在市场交换过程中，不管是作为生产者还是消费者，人都是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进入到商品的世界中，抽象化与形式化构成了人在交换行为中的行动原则；最后，人实际上成为按照商品世界的规则来行事的行为者，人与人的关系需要按照物与物的关系来确定。人们按照等价原则来规划自己的劳动，按照等价原则来交换自己的产品，这种计算化的观念渐渐深入人心，变成了人们的行为准则，这种准则正是商品世界的通行法则。“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这样做了。”[5]人实现了与商品—物的世界的匹配。
在人与物的存在方式的改变过程中，最为根本的是社会关系的变化。在中世纪，人与人是相互依赖的，“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种生产的基础上的生活领域，都是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6]正是人身依附关系构成了这一社会的基础：第一，劳动和产品就无须采取与它们的实际存在不同的形式，它们作为劳役和实物贡赋直接进入社会体系之中，人与物的关系是需要的满足关系，人们关心的是物的有用性，而不是其价值；第二，劳动的自然形式和特殊性就是劳动的社会形式，而在商品生产社会，劳动的自然性与特殊性让位于劳动的一般性，只有这种一般性才是社会形式；第三，人们在劳动中的社会关系就是他们之间的个人关系，这使他们之间的关系不需要披上物的外衣。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关系的存在方式发生了变化：首先，劳动的自然形式和特殊性与劳动的社会形式分离开来，后者成为商品存在的根据；其次，劳动产品成为商品，使用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载体，商品只有作为交换价值才能进入社会结构之中，人与物的需要关系变成了由商品中介的关系；最后，在人与物、人与人的关系改变中，最为根本的是，个人劳动要采用与自身相对立的形式，即一般的抽象劳动形式，也就是简化为质上相同而量上有差别的劳动，才能成为社会劳动。“这种简化表现为一种抽象，然而这是社会生产过程中每天都在进行的抽象。把一切商品化为劳动时间同把一切有机体化为气体相比，并不是更大的抽象，同时也不是更不现实的抽象。”[7]这种抽象的、形式化的社会关系使得抽象成为统治社会存在的原则。这种现象在日常生活中天天发生，人们习以为常，但对这种抽象化、形式化的过程并不理解，商品的魔力就在这种不知不觉中产生了。
从这种比较中可以看出，商品的魔力主要发生于商品交换普遍化的时代，有其历史性规定。只有在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生产者把他们的产品当作商品，从而当作价值来对待，而且通过这种物的形式，把他们的私人劳动当作等同的人类劳动来互相发生关系”。[8]只有在这样的社会中，商品的形式——其完成形式，即货币，才能获得统治和支配地位。可以说，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抽象化、形式化带来了商品的形式化，这就是商品世界的“幽灵”产生的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