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生产理论为基础的分析方法，同样构成了德里克考察后殖民理论的基础。德里克的思路受到了曼纽尔·卡斯特关于网络社会分析的影响。在三卷本的《网络社会的崛起》中，卡斯特认为，以电子计算机为基础的信息技术，使资本主义社会经历着一个再结构的过程。这是在资本主义总体框架之内的带有总体性的结构转变，不仅导致了弹性生产，而且导致了世界经济的全球化、民族—国家主权的衰落、自我认同方式的变更，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了全球地缘政治。虽然卡斯特以生产、经验和权力作为分析的基本构架，但“技术与生产的技术的关系，虽然是在源自社会之支配性领域的范式里组织起来（例如，生产过程、军事—工业复合体），但它们会扩散到整个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之中，以致穿透与修改了权力和经验。如此以来，发展方式塑造了社会行为的整个领域，当然包括了象征沟通”[5]。正是以卡斯勒关于弹性生产的分析为基础，结合世界体系理论和哈维关于空间分析的有益成果，德里克对后殖民主义进行了批评。作为后现代思潮的传承者，后殖民主义像后现代思潮一样，批判元叙述、主体、同一性等范畴，反对殖民主义与革命，企图在全球化背景中重构自己的身份。但它是从边缘、碎片化入手的反抗话语，不愿意分析后殖民现象与资本结构之间的关系，这时它就既不能说明殖民主义与革命的社会历史，也不能说明自身的历史，它对中心的批判、对多元主体的建构，如果不能同分析资本的逻辑结合起来，实际上就是建构一种想象的主体，而这种想象的多元主体，正合乎跨国资本的文化多元性的要求，这正是跨国资本在新殖民时期所需要的文化精神。在多国公司的操作与管理中，应聘高级主管的首要条件就是熟悉当地的文化，因此在跨国公司内部形成的就是多元化的价值体系，对这些具有不同价值背景的主管的测量条件就是最后的经济效益。“如果孤立地将欧洲中心主义仅仅看作一个文化或意识形态的问题，那就会淡化了权力关系，而权力关系才是推动它并赋予它霸权劝诱力的因素……将批判的任务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偏转到对欧洲中心主义思想的批判上，从而掩饰了其自身的思想局限，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还借此为资本主义关系下穿着现代外衣的不平等、剥削和压迫提供了托辞。”[6]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里克认为，后殖民批评有意无意地成为全球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同谋。
詹姆逊、凯尔纳、德里克从生产理论出发，对当代资本主义及其文化现象进行批判分析，这条思路在哈特与奈格里合作的《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一书中，得到了更为深入的展现，形成了全面考察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论构架。詹姆逊、德里克等人，虽然也把全球资本主义作为理论的社会平台，并且坚持从生产出发对全球资本主义及其意识形态进行批判，但他们并没有深入地分析全球资本主义的转变过程，在这一点上，哈特与奈格里的《帝国》与卡斯特的《网络社会的崛起》一样，从多学科交叉分析的视角，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变更做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并力图生长出一条批判的思路。在哈特与奈格里看来，伴随着全球市场的发展与生产的全球流动，产生了全球化的秩序，一种新的规则的逻辑，他们将之称为一种新的主权正在形成，使全球资本主义构成了一个帝国主义之后的“帝国”世界。帝国主义是欧洲民族—国家的主权超越自身的界限向世界扩张，但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民族—国家的主权受到了挑战，使原有的政治权力走向衰落。
民族—国家主权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字面意义上的“主权”已经衰落。在整个当代的变革期间，政治的控制、国家的功能，以及管理的机制已经在继续统治着经济和社会的生产和交换。我们基本的假设是主权已经拥有新的形式，它由一系列国家的和超国家的机体构成，这些机体在统治的单一逻辑下整合。新的全球的主权开幕词我们所称的帝国。[7]
帝国并不像民族—国家那样，是一个存在的实体，它是一个便于对全球资本主义进行分析批判的概念，而在这个分析框架中，马克思的生产逻辑构成了基本的前提。“当马克思要求我们离开喧嚣的交换领域，自上而下地进入生产的潜在住所时，我们打算使这一立足点的转变发挥类似在《资本论》当中的这种转移的功能。”[8]只有通过生产的全球分析，才能揭示出后现代与后殖民张扬的地方性、差异性、反基础论等，这正是公司资本和世界市场意识的绝佳反响，这是资本赢家的话语，而原教旨主义只是体现了帝国转变中输家的诉求。正是在这帝国的控制中，才形成了与传统革命主体不同的新主体，“在树立起市场的意识形态后，民众通过劳动促进了人类的群体与阶层的生态政治上的单一化，跨越了全球交替的每一个节点”[9]。正是通过生产劳动，才能形成具有解放意义的民众的俗世之城。可以说，这是当代左派激进话语的理论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