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的主导符码是一个十分不同的范畴，即“生产模式”本身。生产模式的概念，制定出一个完整的共时结构，上述的各种方法论的具体现象隶属于这个结构。也就是说，当今明智的马克思主义不会希望排斥或抛弃任何别的主题，这些主题以不同的方式标明了破碎的当代生活中客观存在的区域。因此，马克思主义对上述阐释模式的“超越”，并不是废除或解除这些模式的研究对象，而是要使这些自称完整和自给自足的阐释系统的各种框架变得非神秘化。宣称马克思主义批评作为最终和不可超越的语义地平线——即社会地平线——的重要性，表明所有其他阐释系统都有隐藏的封闭线。阐释系统是社会整体的一部分，以社会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但是隐藏的封闭线把阐释系统同社会整体分离开来，使阐释成为表面封闭的现象。马克思主义的语义批评可以打破封锁线。[3]
在确立了生产方式的主导解释符码的地位之后，结合曼德尔的资本主义阶段理论，詹姆逊从文化风格的角度，通过比较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系，指出现实主义体现的是市场资本主义的形势，现代主义体现的是扩张的世界资本主义或者说帝国主义的形势，而后现代主义体现的正是晚期资本主义或者说跨国资本主义的形势。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主义正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深受鲍德里亚影响的詹姆逊，在面对马克思的生产理论时，得出了与鲍德里亚面对马克思的生产理论时完全不同的结论。
詹姆逊的这一总体思路，得到了凯尔纳与贝斯特的呼应。他们两人考察了后现代的思潮来源及其发生过程，在充分意识到后现代理论的重要成果之后，对后现代理论的总体局限提出了批评。“没有哪位后现代理论家提出这样一种社会理论，将社会看作是一个系统组织，看作是一种拥有特定社会关系、制度和组织的生产模式”[4]，这使得大多数后现代理论忽视了政治经济学，因而未能恰当地阐明社会的经济、政治以及文化层次之间的相互关系。他们认为，虽然还不能证明后现代体现了社会发展的另一条分水岭，但的确体现了与现代不同的许多东西，今天的理论方向在于，以生产理论为基础，整合现代社会理论与后现代理论的优势，建构一种多向度、多视角的批判理论，寻求改造现存社会的可能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