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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哲学视野中，也有许多学者坚持以马克思生产逻辑为理论基础，并通过整合当代理论成果，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及其思想发展过程。在这些学者看来，虽然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但并没有超越马克思的总体理论构架，马克思的生产理论仍然是我们澄清现代资本主义的理论前提。在这一理论链条中，詹姆逊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分析、凯尔纳与贝斯特对后现代思潮的评论、德里克从“弹性生产方式”出发对后殖民主义的批判、哈维对后现代空间理论的揭示，以及哈特与奈格里在《帝国》一书中对分析全球资本主义理论范式的重构，形成了从生产理论出发，对现代资本主义批判分析的重要成果。

詹姆逊的直接论战对象是后现代思潮。后现代思潮从文化理念上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它以现代性指称资本主义的启蒙理性，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进行一种断裂式的区分，并以后现代作为从资本主义中逃脱出来的策略。对“元叙事”、人类中心主义、同一性、确定性等的批判，似乎展示了人类文明的另一种形象。詹姆逊的问题是：后现代真的是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文化的另一种文化吗？他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并不停留在纯粹形而上学的层面，而是从马克思的资本逻辑中找到了分析问题的基点，并通过曼德尔的“晚期资本主义”理论，对后现代思潮进行了“历史性”的分析。

在《晚期资本主义》一书中，曼德尔从生产力的技术变革入手，把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1848年以来蒸汽引擎的机器生产导致了自由竞争的市场资本主义；19世纪90年代以来电力发动机及内燃机的机器生产导致了帝国主义；20世纪40年代以来电子及核子能量机器的生产带来了晚期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这三个阶段虽然各有自己的特点，资本的运转方式也不尽相同，但它们都没有脱离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逻辑。特别是第三阶段，并不像有的学者所说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次断裂，实际上它仍旧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体现：“晚期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是帝国主义或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一个新的阶段，其特征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结构上的危机。”但这种危机并不是过去所谓的生产力的衰退，而是“晚期资本主义生来就不可能把第三次技术革命或者说自动化的广泛可能性加以推广普及，这构成了晚期资本主义在这一趋势中的一种有力的表现”。[1]曼德尔认为这也是考察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的理论基础。曼德尔从生产方式出发考察当代资本主义的思想，构成了詹姆逊讨论后现代思潮的理论基础。

但这并不意味着詹姆逊简单地回到经济决定论，实际上詹姆逊通过对当代各种理论思潮的整合，找到后现代思潮与社会历史生活过程的内在建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实现对后现代思潮的历史定位，同时实现对社会历史过程的哲学抽象，这也是詹姆逊所理解的辩证法。“在我看来，方法论问题之间的张力与冲突总会打开通往更大的哲学问题的大门。最终会导向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也就是说如何把文化、意识同语境或形势联系起来。”[2]在这一理论空间中，每种理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都有其存在的合法性，但这并不是说每种理论都处于同一个水平面上。作为一种理论范式，每种理论都有其主导性解释符码，如结构主义的“语言形式”、弗洛伊德主义的“欲望”、经典存在主义的“焦虑与自由”等，但通过范式之间的对话与比较，詹姆逊认为马克思的生产逻辑最能有效地解释晚期资本主义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