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总生产过程中，资本越来越像一架永动机，形成了一个不断扩大的旋涡，将一切都吸纳到自身中。如果我们将资本的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我们更能看到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运动着的存在，它将一切要素都纳入运动的过程中，这正是黑格尔辩证法得以产生的社会历史基础，也是黑格尔总体性思想得以产生的基础。资本主义生产的总体过程就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正如黑格尔的逻辑学是一个螺旋形展开的过程一样。在黑格尔那里，资本的总体性是一种理性的存在，这也意味着资本是一种可控性的存在，这决定了黑格尔的逻辑学最后是以一种理性的总体性作为理论的结局的。但黑格尔没有想到的是，如果资本主义社会最终成为一个理性的总体，那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已经终结，自由主义将统摄一切。这正是福山从黑格尔出发得到的逻辑结论。与之相比，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的这种结构化的总体，是一种矛盾着的总体，这种矛盾着的总体在不断地结构化自身的同时，也在经历着总体自身的解构，这种解构来自于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内在本质规定，即生产的社会总体化与个人私有的内在矛盾。对资本主义社会总体的不同判断，是马克思与黑格尔思想差异的重要根源。
如果说马克思的资本逻辑学揭示了资本是一个不断结构化但又可能被解构的总体，那么资本的现象学则要批判两种具有代表性的错误观念。一种观念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人是独立而自由的主体。另一种认为资本体现为一种物，这种物在任何社会都是存在的。如果抛开资本的结构化存在方式，那么进入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中的个人与物的确是以上述的方式来体现自己的。但正如马克思所说的：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社会生产过程一般的一个历史地规定的形式。而社会生产过程既是人类生活的物质生存条件的生产过程，又是一个在特殊的、历史的和经济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过程，是生产和再生产着这些生产关系本身，因而生产和再生产着这个过程的承担者、他们的物质生存条件和他们的互相关系即他们的一定的经济的社会形式的过程。[16]
对于这种关系的总体，马克思以“社会经济结构”来描述。在这种总体化的结构中，资本家只是资本的人格化，工人只是生产剩余价值的工具。虽然表面看来，资本家能够控制自己的生产过程，但从资本主义社会这个不断结构化的总体来看，资本家同样只是剩余价值的实现者。从资本作为结构化的总体来看，即使是后来者哈贝马斯的主体际理论，同样只是理性主体的另一种变形，因为离开资本的总体结构来讨论主体与主体之间的语言或伦理关系，或者其他的什么关系，并不具有对当下历史的批判超越性。资本虽然以物的方式来表象自己，但资本不是物，不是物质的和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的总和，“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17]将资本看作物是一种拜物教意识的体现。马克思的这些分析意味着，近代以来的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都只是拜物教意识的不同表现形式，它们分享着资本逻辑这一共同的“思想母体”，是同一个“认知型”的不同表现。实际上，这也是马克思批判分析剩余价值学说史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