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生产逻辑是政治经济学的内在逻辑，马克思批判了生产逻辑的资本主义形式，而没有反思生产逻辑本身，这使得他的理论成为政治经济学的顶峰。这决定了马克思并没有超越生产逻辑的意识形态内涵，他的理论成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新形式。鲍德里亚认为，从政治经济学产生的生产逻辑体现的是一种思维模式和行动框架，在生产逻辑的作用下，自然变成了主体可操控的对象，人类可以通过技术活动完成对自然的支配。同样在面对原始社会与封建社会时，近代以来的思想也将它们看作受生产逻辑支配的社会，在这种理论的推广中，生产逻辑获得了永恒的合法性。马克思主义虽然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进行了批判，但马克思并没有批判生产逻辑所具有的思想功能，反而以生产逻辑作为自己理论规划的基础。这种生产逻辑构成了历史辩证法的基础。
理论原因和普遍实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法、矛盾的连续逻辑、积极性和消极性的同质空间——所有这些（以及历史概念本身）都是根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想组织起来的，这个普遍的过程获得了自身的真理，达到了自己的目的。[32]
正如费尔巴哈对宗教内容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但仍然处于彻底的宗教形式中一样，“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激进的批判，但仍然处于政治经济学的形式之中”[33]。正是在生产之镜中，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同时，又在镜像中复制了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这正是《生产之镜》一书的标题所要揭示的东西。
第二，就历史发展而言，当下的资本主义社会经历了“断裂式”的变化，这一新的阶段受不同的逻辑所支配，生产逻辑已经不适合于这一新的阶段了，这意味着需要从生产逻辑转向的新的理论构架。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描绘了交换价值发展的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交换的只是剩余产品；在第二阶段，也就是工业生产阶段，所有的工业产品都处于交换之中；到第三阶段，甚至人们认为不能出卖的东西，如德行、爱情、良心等，都成为被出卖的对象。鲍德里亚分析道：对于马克思来说，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的转变是一次质的飞跃，从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则体现了一种量的变化。针对马克思的这一理解，鲍德里亚认为：“在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之间存在着决定性的转变。第三阶段是对第二阶段的革命，就像第二阶段是对第一阶段的革命一样。”[34]《资本论》适合于第二阶段，但已经不适合于第三阶段。这一新的阶段不再是生产逻辑占据统治地位，而是符码逻辑占统治地位，即一切都是通过符码操控而实现的，这是资本主义体系的新革命。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中，鲍德里亚认为这是生产的终结与符码统治的时代。对符码逻辑的批判，是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题。从符码逻辑的批判视角来看，鲍德里亚当然会认为马克思的生产逻辑已经过时了。
第三，当历史发生变革时，建立在生产逻辑基础上的资本主义替代理论必须让位于新的替代理论，这就是鲍德里亚所谓的以象征交换替代无产阶级革命，他认为象征交换才是从根本上走出现代社会困境的文明模式。象征交换是与政治经济学生产逻辑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行为模式与文明模式。相对于生产逻辑对自然的支配而言，在象征交换中从来没有自然必然性的观念，这种自然必然性的观念只是现代文明所具有的理念，是对资本的合法性证明。相对于现代生产逻辑所强调的匮乏与剩余而言，象征交换排除了所有的剩余，强调对一切东西的分享。与整个现代交换体系相比，象征交换强调相互性，这是一种新型的交换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个人的各自位置不能被自主化：没有生产者和产品；没有生产者和使用者；没有生产者及其‘具体的’本质，他的劳动力；没有使用者及其‘具体的’本质，他的需要；没有产品及其‘具体的’目的，他的有用性。”[35]可以看出，这是与生产逻辑完全不同的另一种东西。在鲍德里亚看来，资本主义的根本问题就在于无法生产出自己的象征交换。从人类学的视野来说，这种象征交换构成了早期人类社会行为方式的内在本质。这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的革命并不能依靠建立在生产逻辑基础上的无产阶级斗争理论，而必须是针对符码统治的象征交换理论。虽然当下的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符码统治时代，但是象征交换构成了资本主义的界限。虽然相对于过去的革命理论而言，象征交换具有乌托邦的特性，但以象征性要求为主题的乌托邦，才能真正地批判当下的资本主义。在这一维度中，与生产逻辑相关的阶级、革命等主题，都被鲍德里亚否定了。
鲍德里亚的批评与海德格尔具有相似之处，相对于海德格尔的哲学视域而言，鲍德里亚的批评更具哲学—经济学—人类学的视野，同时更将自己对马克思的批评与对资本主义的批评联系起来。通过对生产逻辑的批判与否定，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石被动摇了，这种批评可以说是致命的。
